二
    一国外交政策之成功，仅靠自身努力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得到有关国家的合作与支持。苏联的欧洲集体安全政策也不例外。由于指望欧洲众多国家共同营造集体安全大厦，这一政策的成功难度无疑增大。最大的困难来自于英国。苏联的欧洲集体安全政策本是符合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的切身利益的，因此，一次大战后，在所有维护和平的形式和方法均无效的情况下，对英国而言，惟一正确的道路是接受苏联的建议，积极促成欧洲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然而，事实恰巧相反，英国始终对建立集体安全阵线不感兴趣，并以各种方式表示拒绝。
    1934年春，苏联利用同法国关系的改善和法国对德国进攻的恐惧心理，着手和法国进行了关于签订称之为东方公约的地区性条约的具体谈判，其目的是使中欧和东欧之间的国家缔结一个保障欧洲边界不遭破坏、援助被侵略国家的条约，减少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但是，英国政府对这一谈判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反对将苏联纳入欧洲安全体系。6 月13日，英国外交大臣萨蒙在接见德国大使赫埃姆时指出，英国当然是不会加入将规定互助的东方公约的。赫埃姆向本国外长牛赖特报告说：“很明显，把俄国纳入欧洲安全体系是不能令他（萨蒙）太满意的。 ”7月上旬，萨蒙在和法国外长会谈时公开表明，他感兴趣的不是苏联或东欧国家的安全，甚至也不是法国的安全。他建议邀请德国参加东方公约，还强调，调整德国军备，即实际上给予德国武装权利，“可能是安全的新因素”[8]（P.57）。接着， 英国统治集团还怂恿法国放弃在东欧和中欧建立集体安全的思想[9]（P.120）。12月，英国又打算通过缔结英法德意四国条约、说服法国和德国签订双边互不侵犯条约等办法来取代东方公约。可见，与苏联相反，英国早在1934年就开始反对建立一个能阻止法西斯侵略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
    30年代中期，法西斯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急剧增大。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随后，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1936年10月，“柏林-罗马轴心”出笼；1个月后， 又有了德日缔结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后来，意大利也参加了这一侵略性的政治同盟。在这一形势的压力下，苏联更强烈地呼吁西方民主国家参加建立集体安全体系。1937年11月2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说明苏联的外交方针时指出：“我们在一切适当的场合，甚至完全不涉及苏联利益的场合，强调过我们准备和其他大国以及小国同样参加对侵略者的集体回击，但直到现在还未有一个进行回击的集体。”
    1938年3月12日，希特勒德国吞并了奥地利。17日， 李维诺夫向报界人士再次表达了苏联政府准备参加旨在阻止法西斯侵略行动、消除新的世界战争危险的集体行动，呼吁一切国家，特别是大国，对集体挽救和平的问题采取坚定明确的立场。英国又一次拒绝了苏联的建议。24日，英国外交部在致苏联的照会中，对李维诺夫代表苏联政府发表的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建议加以抽象的肯定，但拒绝采取实际的集体制裁的行动。照会指出，看来不可能组织一次一切欧洲国家同意参加的、讨论最终解决和平威胁的国际会议，而只有某些欧洲国家参加的会议，也不一定能对欧洲和平前景产生良好的作用[10]（P.81）。1938年4月， 当捷克斯洛伐克面临德国侵略威胁之际，苏联通过了援助捷克的决议，还建议苏法捷三国就采取军事措施援捷一事进行谈判。与捷克签订了互助条约的法国政府认为，它只能在英国也声明援助捷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履行援捷义务。但是，英国根本不打算援助捷克。它的这种立场，决定了苏联试图根据国联原则和英法达成协议来阻止德国扩张的集体安全政策再次严重受挫。同年9月底，英国牺牲捷克主权利益的杰作， 即一纸《慕尼黑协定》，实际上断送了1935年的苏法条约，使苏联在国际上陷入更加孤立的地位，同时使它更感到帝国主义联合反苏的危险性。为了扭转急剧恶化的形势，苏联作出新的努力来推动西方国家和它一起组织对侵略者的集体回击。
    1939年3月15日，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全部领土， 这意味着德国具备了更加有利的侵略条件，新的世界大战的阴影更加逼近世界，也意味着苏联和西方大国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只剩下最后的机会。18日，苏联建议苏、英、法、罗、波、土共同召开会议，以决定它们对德国侵略的立场，但是，英国和法国还是拒绝了这一建议[11]（P.247-249）。
    不久，英国政府的态度出现了变化，表现为开始同意和苏联举行谈判。其中原因，主要是为了利用与苏联的谈判推动德国同意和自己达成妥协。英国首相张伯伦对英德妥协一直是抱有幻想的。此外，东南欧形势的尖锐化和大英帝国在希腊和土耳其的地位受到了法西斯国家的威胁，也是推动英国走上同苏谈判道路的一个因素[12]（P.28）。4月14日，英国政府向苏联建议，公开发表一个关于援助被侵略的欧洲邻国的声明[13]（P.206）， 但对在苏联遭到德国进攻时英法承担何种义务却不作任何规定。同日，法国政府向苏联提出一个苏法共同宣言草案，规定如果法苏因援助波兰或罗马尼亚而处在和德国作战的情况下，双方一定互相提供援助[11]（P.332）。但是，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 法国政府很快放弃了自己的这一建议，站到了英国一边。17日，苏联向英法提出了具体建议，希望缔结一个5-10年的互助条约， 在与苏联接壤的东欧国家遭到侵略时，三国给予它们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援助。5月14日， 苏联政府再次提出了这一建议。6月2日，苏联政府将具体援助条约草案交给了英法政府。在8月莫斯科苏英法三国军事谈判中， 英法都表现出不打算同苏联签订一个规定平等援助义务的军事合作条约。这一表现增大了苏联对英法谈判诚意的怀疑。13日，英国驻苏大使西兹在评述当时形势时写道：“在这种情形下，我认为，军事谈判除了会重新引起俄国对我们缔结具体明确的协定的诚意和愿望的怀疑外，未必会取得什么结果。”[14]（P.682）此外， 对于苏联计划中提出的在作战情况下苏军必须经过波兰和罗马尼亚一定国土援助西方盟国的要求，波罗两国政府也采取了坚决拒绝的态度。8月23日，鉴于苏、英、 法三国军事谈判走进了死胡同，苏联迅速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自苏德条约问世以来，国际上对它的评价纷至沓来，毁誉不一，存在很大分歧。实际上，从苏联的角度来看，苏德条约的问世，不但表明欧洲集体安全政策遭到了失败，而且表明战前苏联的外交政策随着这一主要政策的失败，也基本上遭到了失败。从此，苏联无法利用欧洲国家的联合力量遏制德国，以获得国家安全上的最大保障，苏德条约只能使它暂时得以避免德国进攻。欧洲集体安全政策的失败，还决定了苏联迟早将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遭到德国的进攻。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德条约的缔结，远远弥补不了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失败造成的损失，只能认为是其战前外交政策基本失败下的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外交收获。
    由上述可知，20世纪30年代，英国对苏联的欧洲集体安全建议始终持冷淡或反对的立场，其主要表现和抵制办法是：或置之不理，或明确拒绝，或以小范围内英、法、德、意四国条约来取代同苏联的合作协定，或拒绝在平等援助义务上和苏联实行军事合作。作为国联的一个主要领导者，英国是一个在欧洲和世界政治舞台上具有很大影响力、享有重要地位的国家。因此，它对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的消极立场必然产生广泛影响。且不说欧洲中小国家容易受英国消极立场的影响，即使是法国这样的欧洲大国，在外交上也越来越看英国的眼色行事。1923年鲁尔危机事件后，法国虽在欧洲的地位有所下降，但直到1936年以前，它在欧洲事务中还是主要发言者，而英国虽有不可争议的影响，也只起次要作用。西班牙内战结束了法国在欧洲的主要影响，使法国政府日益倾向于追随英国的外交政策，企图主要依靠英国对付德国的侵略危险。法国外交政策的新特点，决定了它在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问题上只能是深受英国消极立场之影响，而不可能对英国施加任何积极影响。因此，法国虽因直接靠近德国而具有远甚于英国的战争危机感，对苏联集体安全主张有一定的认同，不乏某种现实感，但到头来还是要迁就英国的消极立场。
    英国和法国都是欧洲大国，法国还是苏联必然争取的最重要合作对象。它们对建立欧洲反法西斯联合阵线坚持消极立场，这就基本上决定了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失败的命运，而苏联要走上与德国谈判缔约的道路也是势所必然。毫无疑义，英国在欧洲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它在英法关系上的主导地位，使它更是造成上述结果的一个关键因素。据此，人们有理由认为，英国对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的消极立场，实质上帮助德国法西斯消除了侵略道路上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