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次大战后，英国在欧洲奉行传统的“均势”政策，采取“扶德抑法”的做法，帮助德国恢复了国际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它竭力保持欧洲大陆均势的目的，是使自己能在紧要关头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希特勒上台后，巧妙地利用英国的均势政策，逐渐打破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种种限制，实行扩军备战。用一位作者的话来说，“希特勒德国在准备战争中，把英国当做主要国家力量来依靠。”[15]（P.32）结果，不出数年，希特勒便把欧洲越来越深地拖入了新的世界战争危机之中。毫无例外，希特勒德国也给英国的利益和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既然如此，英国何以不迅速改弦更张，积极采纳苏联提出的分明有利于铲除战争威胁，同时也有利于英国自身利益与安全的建立集体安全的建议呢？在笔者看来，除了英国对欧洲一贯保持的“超然”立场的影响外，大致还有以下几方面的现实原因。
    首先，英国对德国西进危险长期缺乏应有的正确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政治舆论都没有认真理解德国的纳粹主义现象。对于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那本书中粗暴地表现出来的侵略野心，英国人简单地认为，这只不过是在思想政治上故弄玄虚、以适合“国内需要”的商品，德国人实际上要的是平等，而不是战争。就是在30年代中期希特勒明显暴露出其侵略野心时，掌权的英国保守党人的态度也没有多大变化。因此，他们只满足于发表空洞的忠于罗迦诺条约、盟国义务的声明，不认为苏联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主张有何实际意义。
    其次，美国在欧洲集体安全问题上的冷漠立场，对英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英国最注意的不是其他国际问题，而是如何维护自己在海上交通线上的优势，如何维护自己业已动摇的殖民帝国，如何恢复自己在世界上的经济影响。在解决这些问题中，英国在很大程度上视美国而不是欧洲国家为伙伴。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英国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利益和美国对欧洲问题的看法。而美国政府在国内孤立主义的压力下，在整个30年代对欧洲以及亚太地区的集体安全是漠不关心的。1937年9月9日，罗斯福总统在对记者们谈到所谓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联合反对德国的问题时，公开指出，“那些指望得到美国援助的人完全打错了算盘。说美国参加法英反希特勒阵线，这是报纸编辑们百分之百的误解。”美国的口号是“不为欧洲战争出一个人，花一分钱。”1933年美苏关系的正常化，也不可能使美国政府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多少好感，从而支持其集体安全的主张。1938年3月17日， 苏联政府将李维诺夫关于组成集体安全体系的声明文本送交英法政府的同时，也送交给了美国政府，但美国政府根本不予回答[16]（P.7）。捷克危机时期， 美国驻德大使告诉捷克总统贝奈斯，不要指望美国的帮助，而要满足德国的要求，放弃同苏联的联盟[17]（P.6）。至于直接支持苏联抵抗德国侵略， 对美国来说，更是“天方夜谭”。二次大战前夕，美国驻法大使布立特对于波兰人直接提出的一旦苏联遭到德国进攻，美国是否援助苏联的问题就作了否定的回答[18]（P.15）。当然，美国更没有积极采取有力措施来推动苏、英、法三国谈判取得成功。美国对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和欧洲集体安全的消极态度，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英国的态度，使它对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更加缺乏兴趣，因而直接间接地加大了建立欧洲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困难。
    第三，英国对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的消极态度，还取决于一个隐蔽的心理和动机，这就是它企图把德国的侵略矛头引向苏联。英法统治集团中不少人认为，如果欧洲战争势不可免，最好是在德苏之间爆发，而不是在西方大国和德国之间爆发。这种思想也使得它们不愿采取和苏联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果决行动，反而更要不遗余力地对德推行姑息退让的绥靖政策。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曾对希特勒说，德国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所以，英国保守党内阁“难以同共产主义俄国进行缔约谈判”[19]（P.289-290）。
    英国统治集团的以上心理与动机，来自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也来自于对德国布尔什维主义化的恐惧。英国保守党政府领导人鲍尔温在英国内阁会议上说，英国“利用苏联人帮助可能会打败德国，但依我之见，这只会带来德国布尔什维主义化这样一个结果。”[17] （P.5）
    最后，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在战争乌云日益逼近的20世纪30年代，英国欧洲外交战略的重点不在于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而在于对德绥靖。英国固执地认为，姑息退让是避免德国对西方大国动手的最有效办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英、法、德、意四国协定谈判、英德海军协定、慕尼黑协定、大战前夕的英德谈判等，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接踵而至。由于把对德绥靖置于欧洲外交战略的重点，英国极不愿与苏联甚至法国结成密切的合作关系，十分担心此举会妨碍西方大国和德国达成妥协，这一点现已由法国外交文件得到证实。1938年3月捷克危机时期， 哈里法克斯指出：“英国把自己和法俄拴在一起越紧，同德国达成一个实际协定就越难，必须告诉捷克人和法国人，最好的办法是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达成妥协”[17]（P.6）。英国领导人的这种观念，决定了它对1939 年夏苏英法三国谈判缺乏诚意。从7月30日的张伯伦日记可以看出， 当时英国内阁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与德国而不是与苏联达成协议[20]（P.250）。正因为如此，英国在三国谈判中极力避免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承担义务，而这个合理原则本是谈判成功的关键之一。英国的消极立场，加上波兰和罗马尼亚对苏英法军事合作的不支持态度，使三国谈判和苏联集体安全政策终于遭到失败。由于此种结局，英苏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建立，竟被推迟近两年之久。而且，当1941年下半年英苏终于站到一条战线上来反对第三帝国这一共同敌人时，两个国家都已饱尝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失败之苦。希特勒先后在西欧和东方发动的侵略战争，使彼此隔绝，势单力孤的英国和苏联都付出了惨重的战争代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大战初期英苏两国处于艰难地位作战而蒙受巨大损失的事实，从反面说明了战前苏联争取欧洲集体安全的政策是正确的，十分必要的，也反映出当时英国政府领导人缺乏明智深邃的战略眼光。在到底是集体安全政策还是对德绥靖政策最有可能阻止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问题上，他们的认识陷入迷途而长期得不到扭转，其坚持的立场自然也是极其有害的。希特勒正是利用了欧洲因英国决策错误的决定性影响而缺乏一个强大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有利条件，在1939年9月挑起了世界大战，给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退一步而论，如果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在英国的支持下建立起来而仍无法使希特勒清醒过来并放弃孤注一掷的战争冒险计划，那么，可以肯定，德国刚一挑起战争，就会立刻面对一个由苏英法等欧洲国家组成的强大联合战线。在那种情势下，德国决不可能如它实际上已做到的那样不断扩大战争，更不可能取得几乎征服整个西欧并给苏联带来严重创伤的巨大军事成就，其下场只能是迅速惨败。总而言之，英国对苏联集体安全政策采取消极立场，其负面影响既广且深，远远超出英苏两国关系的层面，这不能不说是它的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极其错误的历史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