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英国两三个世纪之久的“流浪汉”问题是在中世纪晚期出现的。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是人少地多，就业机会充足的年代，“流浪汉”问题的出现似乎难以理解。但如果我们将这一现象同封建制度的瓦解联系起来，这一问题就不难理解了。在摆脱了农奴制的束缚之后，人口流动变得容易了。在流动人口中，绝大多数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机会。但其中也确有一些好逸恶劳，不愿工作的人。他们以乞讨为生，并时常强行索取，严重威胁着当时的社会秩序。宗教改革前夕，惩治流浪汉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呼声。从1529年起诺丁汉镇的陪审团年年向治安法官陈情，诉说该镇饱受“强悍乞丐”骚扰之苦[19]（P.351）；1527年南安普顿人雇佣4个人专门对付他们，“以减少这里的流浪汉人数”[19]（P.351）。A.L.贝尔认为流浪汉是那些游离于封建世界之外，同时又还没有纳入正在兴起的有纪律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人[ 20] （P.xxi）。
    三
    要是没有16、17世纪的“移风易俗”运动，英国新兴的资本主义有可能消失在传统主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因为正如韦伯所说，“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信条的人的劳动”[21]（第40页）。对传统主义文化有意识的改造是从基督教人文主义开始的。中世纪晚期宗教纪律的松弛和非理性生活习性的扩张引起了虔诚基督徒的深深忧虑。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反对教会的迷信、愚昧和放纵，力图返本开新，重振原始基督教的纯净道德和风习。对于英国思想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被时人誉为“人文主义王子”的伊拉斯谟宣称真正的基督教不是建立在仪式、教义和教会法规之上的。真正的基督徒是那些善于运用上帝赋予的理性区别善与恶，并努力除恶扬善的人。他还宣称他所提倡的“基督哲学”“在于心和整个生活本身”[22]（P.232 ）。伊拉斯谟宣称狂欢节是非基督教的，因为它既包含着“古代异教信仰的痕迹”，又为“人们毫无顾忌的放纵”提供了机会[1]（P.209）。他反对把贫穷作为神圣的标志，宣称“身强体壮的乞丐需要的是一份工作，而不是一份施舍”[23]（P.139）。 宗教改革家进一步推动了基督人文主义倡导的改革。他们提出了“因信称义”说，反对一切与内心信仰无关的宗教仪式和迷信活动。受基督教人文主义影响较深的加尔文教，尤其是英国清教特别注重上帝的道德律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他们从《圣经》，尤其是《旧约》中发掘出同当时英国社会变革相适应的精神资源，宣称真正的基督徒要有公益思想，同时还要有勤劳、节俭、自制的个人美德。在他们看来，上帝的荣耀、公共福利和个人美德是密不可分的。一位清教神学家说：“上帝召唤每一个男人和女人……在现世某种个人职业活动中服务于他，这既是为了他们自身，也是为了公共福利”[24]（P.239 ）。一位名叫沃林顿的伦敦工匠、清教徒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当一个人在自己的店铺里经营自己的生意时，上帝就得到了光耀”[ 25]（P.125）。那些受到中世教会美化的托钵僧和乞丐则被视为缺乏道德的人。英国著名的清教神学家威廉·珀金斯（1558-1602年）还称他们是“贼和强盗，因为他们从教会和国家窃取了他人的劳动”[26]（P.14）。
    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改造并不完全是出于神学和道德方面的考虑，它也包含着经济方面的动机。经济因素在新兴民族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中以及世俗的、带有重商主义倾向的思想家的著作中表现的尤为明显。都铎政府在1536年颁布的减少圣日数目及其庆祝活动的法令中宣称：圣日泛滥“有害公共福利”，因为它们助长了懒惰和不知节俭的生活习性，导致了“对国家有利和必须的好的技术和工艺的衰败”[13]（P.4）。1549年一位时论家估计经过改革后的宗教节日还有35个，其中24或25个完全可以去掉。如果将这些节日中的20个用于生产，“本王国每年将增加50万或者60万镑的财富”[14]（P.112）。 英国著名的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1571-1641年）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呼吁进一步“改正我们的懒惰恶习”，并称“我们在吸烟、喝酒、宴乐、奇装异服和把我们的时间滥用在偷安和享乐（这是天道和其他国家的习俗所不容许的）方面的普遍堕落，已经使……我们的财富贫乏，使我们的勇气低落，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不幸，并且使我们为敌人所轻视”[27]（第84，73页）。近代资本主义的计算意识和讲究时效的生活态度跃然纸上。
    英国的“移风易俗”运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6世纪早年至1570年左右集中在宗教节日及庆典活上。1523年伦敦主教、人文主义者卡恩伯特·滕斯托尔在伦敦市长和市政官员的鼓励之下，将教会所有宗教庆祝活动限定在10月3日一天，理由是为了“公共福利”。 与罗马教会决裂之后，都铎政府将滕斯托尔的改革推行到全国，规定将宗教庆祝活动放在10月的一个礼拜天，并禁止农忙时节，即7月1日至9月29 日举行任何庆祝活动[28]（P.95）。
    宗教改革后，不仅宗教庆典活动减少，教堂也由民众娱乐中心转变成为牧师讲道，进行新道德教育的场所。但是，传统的生活习性并没有因此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1570年以后英国的“移风易俗”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改革更为直接地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禁止赌博打牌、反对大吃大喝、酗酒，惩治流浪汉、懒汉并设立强行改造他们的“劳教所”，打击明娼暗妓，严肃性道德等。其中啤酒店是改革家和政府关注的焦点。
    宗教改革后啤酒店增长的速度之快令人吃惊。1577年斯塔福德郡的啤酒店仅有105个，到1605年有执照的就达736个，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未获执照的黑店[29]（P.158）。啤酒店不仅是吃喝酗酒的场所， 还是流浪汉投宿、避难的地方，普通人，尤其是穷人、雇工娱乐活动的中心。据1605年斯塔福德郡塞斯唐百户区治保员（constables）的报告，该百户区的啤酒店几乎家家都允许雇客玩纸牌和木牌，并允许被当时政府严厉禁止的赌博活动。约翰·博德的啤酒店是当地人喜欢去的赌场之一，这里的赌注通常是1注8先令[29]（P.162-163）。如果考虑到当时一个不包吃、住的农业雇工的日工资就1先令左右，这1注是一个并不太小的数目[30]（P.435-436）。事实上，啤酒店已成为宗教改革后新的民众娱乐中心。
    考虑到啤酒店的性质及其数目的增长，政府加强了对它们的管制。枢密院在1605年下达给地方官员的指令中要求啤酒店主不许接待本地未成年人和佣人；不许顾客1天之内在店内饮酒1小时以上；不许玩牌、投骰子和从事其它娱乐活动；如有流浪汉和可疑人物到来须立即通知当地官员等。否则由地方官员取消执照，关掉店门[29]（P.167）。 1631年枢密院要求郡治安法官每月召开1次会议， 检查有关啤酒店管理和其它法令的执行情况，并将落实情况逐条逐月向中央报告。到英国内战爆发前夕，使政府和道德学家担心的啤酒店问题基本上得到控制[29]（P.6）。
    但是，英国的“移风易俗”运动并不完全是由于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新教神学家和政府自上而下的压力，它也得到了希尔所说的“勤劳族”自下而上的支持。新道德对他们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节俭和勤劳可以使他们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成功和失败的命运完全两样。”此外，1598年和1601年的济贫法强迫他们交纳济贫税，加深了他们对贫民的不满。他们要求去掉贫民身上不良的生活习气，从而在经济上自立。1613年鲁奇利教区的3位富裕村民上书郡治安法官， 要求将该教区的啤酒店数目减少一半，理由是：“本教区按周领取救济金的穷人已有120余人，远远超出了本教区的承受能力， 但由于过多的啤酒店作祟，穷人的数目仍在继续上升”。因为这些啤酒店诱使村民“将他们的所有的时间和整个财产花费在酗酒上，一旦陷于贫困，男人沦落成为贼，他们的妻儿则被迫乞讨”。这份请愿书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勤劳族”的态度。
    综上所述，15、16世纪是英国封建主义瓦解、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时期，但这一转变并没有导致传统主义文化的自然消失。相反，随着人口压力减轻，超经济强制瓦解，非理性的经济行为和生活习惯得到了比中世纪更为充分的发展。传统主义的文化是同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它的泛滥给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英国的“移风易俗”运动就是在这一关键时期发生的。在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新教神学家和新兴民族国家的君主自上而上的压力以及小康阶层自下而上的支持之下，英国完成了对传统主义文化的改造，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