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价值取向及研究方法
    在这里，我们探讨其价值取向，主要是关注其历史观问题，其中的核心是历史的主体问题。也就是说，在他们编纂的这部书中，历史活动的主角是谁。这就限定了历史研究的单位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
    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当时的《英吉利普遍史》(EUH)编纂者是否存在欧洲中心论倾向的萌芽或类似的偏见？从各部分内容所占篇幅多少来看，有人就《现代普遍史》(MUH)做过统计发现，欧洲诸国及其海外征服地区占据50%以上的篇幅，东方占据了23%左右，非洲史则占13%，美洲史只有10%，而南半球所占篇幅仅为100页左右。(19)从篇幅多少可以看出当时编纂者着墨的轻重、详略和取舍，欧洲诸国显然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不过，篇幅大小本身并不能完全说明其取向问题。
    其次，我们看《古代普遍史》(AUH)第1卷“致马尔波罗公爵阁下”的献词。该书受到了马尔波罗公爵的资助，并作为献给他的礼物而出版。献词说，该马尔波罗公爵是那位最伟大的英雄马尔波罗公爵的外孙，又是桑德兰伯爵之子。(20)这里的马尔波罗公爵应该是查尔斯·斯宾塞(Charles Spencer，1706-1758年)。(21)在当时只有他才同时拥有马尔波罗公爵和桑德兰伯爵这两个贵族称号。他于1734年加入“自由俱乐部”，反对沃波尔，还曾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1758年死于前往欧洲大陆战场的途中。斯宾塞属于托利党一员，拥护立宪君主制。然而，他的父亲桑德兰伯爵查尔斯·斯宾塞(22)(Charles Spencer，1674-1722年)则是一位坚定而热忱的辉格党人，在议会中力倡共和，多次拒绝勋爵头衔，并发誓只让人直呼其名。至于那位最伟大的英雄马尔波罗公爵，就是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1650-1722年)。(23)丘吉尔在光荣革命中支持奥兰治的威廉，还在九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1702年他受封为公爵。在《古代普遍史》第1卷的献词中，这位丘吉尔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英雄”，应当说这是名副其实的。(24)20世纪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是这位第一代马尔波罗公爵的后裔。
    在这里，我们详细考证和解读《古代普遍史》的献词，是为了窥视该书的价值取向。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它至少不是公开的辉格倾向。然而，即使有托利倾向，也已经完全不同于光荣革命之前，转而以民族国家为重，支持英国国内变革和海外扩张。因此，该书献给马尔波罗公爵，也就意味着献给了正在崛起的英帝国。显然，它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
    除了献词以外，我们不应忽略《古代普遍史》的前言。该前言说，“包括所有时间和国家而不是局限于特定时间地点范围内”的历史，“是最有教益、最有用，也是最有趣味的”，“我们的目的就是写一部人类全史，从最早到现在”。(25)《古代普遍史》全书的历史分期则与《圣经》一致，即从创世到大洪水，从诺亚子孙移民和第一个王国到埃及、以色列等世界各王国的纷纷建立。此后，遵循《圣经》中所提出的“帝国更替论”，直到查理曼的罗马帝国复兴。可见，从全书的目的以及历史分期来看，我们看到了类似罗马帝国中心论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与《圣经》有关，反映了中世纪传统宗教史观的影响，而且与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古典文化的热衷和推崇有关。
    最后，我们看《现代普遍史》的前言。该前言明确宣布，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是：“通过使读者们熟悉历代王公或因辉煌伟业而彪炳千秋，或因一败涂地而永远蒙羞，从而描绘出人性。”(26)但他们也坦言，《现代普遍史》要尽可能详细地交代欧洲诸国的历史，并首次把美洲作为不列颠帝国的组成部分而纳入该书。全书最后的落脚点也是大英帝国。在美洲部分，也就是全书的结尾，编纂者指出：“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海岸，在我们美洲种植园的海岸，任何国家都不能试图剥夺我们在这些地区捕鱼的自然权利”，“不列颠的海洋主权是不列颠王冠上最璀璨的珍珠，这已是为人们所承认的事实”。(27)可见，《现代普遍史》的国家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倾向是相当明显的；对欧洲诸国的重视，也孕育了欧洲中心论的胚芽。因此，有学者认为该书是“民族主义之前的民族史的占位符，也是欧洲主导地位的辩护者”(28)。吴于廑先生早就明确指出：“在一些编纂家看来，世界史就是各国历史的总和”，该书“是这个认识的最明显的表现”。(29)因此，该书是近代英国史学史上较早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史。
    总之，该书把民族国家视为世界历史活动的主角，重点关注现实的国家权益，落脚点也在此。这反映在17世纪末兴起的“古今之争”(30)问题上，该书也是态度鲜明的。从《古代普遍史》和《英吉利普遍史》各自所占篇幅来看，前者22卷，后者44卷，可以说是厚今薄古。《英吉利普遍史》的编纂者们在古今之争的潮流中尽管开始试图有所平衡，最初该书的名称是《普遍史：从最早到现在》，后来才在前面分别加了“古代”和“现代”，分成了两大部分，但在“古今之争”中他们最终还是倾向后者的。这也就是说，现实的国家权益更为重要。
    为了服务于其把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和描述中心的价值取向，《英吉利普遍史》采用了相应的民族志或人种志(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在运用这种方法时，编纂者的思路虽然与《圣经》中诺亚子孙移民世界各地的思路一脉相承，但这时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在运用史料时已不再是基于宗教典籍，而是基于实际考察所获得的资料。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以及欧洲向世界各地的侵略扩张，大量游记、日志丰富了历史研究的资料，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和思路。《英吉利普遍史》就是采用这种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大航海时代以来积累的资料首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汇总和利用。这不仅突破了中世纪传统的年代纪或编年史的方法，而且还明确了研究和描述世界历史的主体即民族国家的研究方法。比较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