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非西方的衰落，是因为自身的问题还是在与非西方互动中受到致命冲击导致的结果？我们经常先验式地认为是西方国家的冲击导致了非西方国家的衰落和前现代国际体系的土崩瓦解，因而作为除旧部新的西方被置于国际关系的核心位置上。但很多情况下，非西方不是在互动中因为权力对比的失衡而失去了自身的优势地位，而是自身问题的不断发酵导致了衰落。如印度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内部的分崩离析给了殖民者可乘之机。进入18世纪后，大封建主们拉帮结派，形成了几股力量争夺对皇帝的控制权，不断废立皇帝。“从1707年到1837年，换了14个。1719年就四易帝位”。⑨与中央的混乱局面并行的，是地方脱离中央管辖的独立王国越来越多。一些原本就与帝国只有松散联系的地区持续坐大，如马拉塔联盟、迈索尔等。到18世纪50年代，独立与半独立的王国已经成为瓦解帝国的核心力量。再如奥斯曼土耳其，在呈现出衰落迹象的时候，也曾出现励精图治的改革者，但是改革者自身的改革理念导致了国家难以重振雄风。“在17～18世纪的关键时期都出现过改革家和改革行动。但是，这一时期最明智和最有洞察力的奥斯曼改革家都坚持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奥斯曼制度远优越于异教徒所能建立起来的一切制度，这一态度只有在16世纪最初形成时才有充足的理由”。⑩
    再次，非西方与西方的互动，对于国际体系的演进有着怎样的意义？以国际体系视角编纂国际关系史，必然会重点关注体系的革新与转换，因此我们常常重点阐释那些能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意义的事件，如国际战争、战后大国的利益分割、大国竞争的激化直至下一次战争的爆发。无疑，无论从1500年算起还是从1648年算起，西方都是国际战争与战后利益分割的主导者，非西方相对之下处于劣势地位。但问题是，只有促成体系产生变革的事件才具有重要意义吗？不同的国际体系存在的时间长短同样值得关注。而要考虑到体系维系的时间问题，就不只是西方国家内部权力博弈的缓和或激化能够解释清楚的，非西方国家因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于西方国家扩张的接纳、反抗或两者兼而有之等不同形态，对于既有国际体系的加速变革或延缓变革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换言之，在既往的国际关系史中，非西方国家尽管没有成为国际体系转变的塑造者，但是它们却对于体系变迁的时间维度产生了重要意义。而在今天，在经过几百年西方与非西方互动后，非西方国家保留下来的与西方国家格格不入的世界秩序理念、社会结构等，正成为当今国际体系转型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甚至不排除非西方国家塑造一种新的国际体系的可能。
    ①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Adam Watson,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London:Routledge,1992,p.265.
    ③[英]汤林森着，冯建三译：《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④Steven Chan,"Is there a Power trans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Different Faces of National Power," Asian Survey,Vol.54,No 5(Sep./Oct 2005),p.688
    ⑤[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着，刘德斌主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⑥[德]贡德·弗兰克着，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
    ⑦[英]张勇进着，颜震译：《中欧文明碰撞的另一页：1514-1793》，《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47页。
    ⑧Bill Freund,The African City:A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37.
    ⑨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⑩[美]斯坦福·肖着，徐序雅，张忠样译：《奥斯曼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