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的民族史是一种复杂互动的产物。这种互动的一方是一种持续变动的概念框架，另一方是其做出回应、并进行配置的、不断变化中的大量事实和事件。它通过一系列叙述结构所产生的普遍模式，被广泛接受，并成为自身独特性的表现。这些叙述结构从未完全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模式，而且有时也成为挑战和论争的对象。但即便如此，它们却在其突显和立足于中心的时期，为大量著作奠定基础、建构框架。最初，它们由(历史)业余爱好者、纯文学作家和记者们创立，19世纪80年代后则由职业历史学家(通常是以大学为基础的历史学家)接受和发展。它们立即反映并影响了公众观念，动员了人们对本民族的支持和热情，使民族的存在变得自然，论证了民族的要求，并成为重点关注公民忠诚度和拥护心的元素，来支持民族。这些叙述在其广泛的主张和意义方面清晰无误，甚至在职业性的专业化、有时进行了过度的细节考证后表现出它们的根本责任，十分精确地满足了它们出现年代所需要的那些描述力和解释力，完成了建构民族、扩展理解和处理信息的重要使命。
    浪漫的规则首先出现的故事类型是在浪漫观念的术语中。这种浪漫观念出现在19世纪初欧洲的大量民族史中，并为加拿大人、魁北克人和美国人提供了一种引人入胜的模式，(因为)后者当时在为他们各自尚在建构进程中的社会寻找文化、文学和艺术上的界定①，而这种观念恰恰使一种北美生活变得充满意义起来。在19世纪的最初10年，既是开创性的、又是在职业化之前出现的(历史)著作，显然反映了浪漫主义的影响。加拿大的历史编纂把本国视作那些伟大而重要冲突的产物。这些冲突指1760年征服战争②和1812年战争③，它们首次把(加拿大的)历史编纂传送到英国人的手中，并将之牢牢地控制在他们的理解范围内。这种历史编纂强调的是激动人心的事件、伟人们的英雄主义以及历史中那些戏剧化的丰富画面，以展现这个社会最惹人关注的特征④。在魁北克，在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的明显想象中，“这一民族的精神”到1830年为止已经成为引领性的主题⑤。在南方，美国人把美国历史描述为民族自我实现的一场胜利凯旋运动，并用浪漫观念来总结变化莫测的斗争与积极成果⑥。到19世纪30-50年代，随着越来越成熟的作品面世--尽管其中大部分是由(历史)业余爱好者完成的--上述浪漫主义的观念尤为增强。弗朗索瓦-格扎维埃·加尔诺(Franois-Xavier Garneau，1809-1866)的宏大历史便提出，民族如同个人那样，拥有着一种独一无二的、特殊的、与众不同的天赋。他的多卷本著作把魁北克的“高卢精神”刻画为其忍耐和生存的保证，并把那种特别现象视作“一种团结性的力量，特别是对于(魁北克人的)道德旗帜而言……它让自己同那些试图克服它的努力彼此相称”⑦。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1800-1891)粉饰美国历史的著作引人入胜，内容广泛，又颇具权威。其基本观点来自于他逗留在德国时所受到的影响，当时，他是第一代在德国学习历史研究的美国人之一。这种基本观点认为，民族成长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它发展缓慢，但不断成长，并最终不可避免地成长为一棵高大的橡树。这一民族“根植于”新英格兰的精神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熟”，并最终繁茂成长，在18世纪70年代开花结果，促成了自由。它取代了英国人，结束了暴政，带来了新秩序，标志着全人类的进步。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它不需要受到质疑，而只需要接受与理解⑧。记者兼书商约翰·麦克马伦(John McMullen)在1855年描写加拿大时，既兴高采烈又充满真挚情感。他试图证明“一个伟大民族的天赋”。此举恰好证明了浪漫主义在其社会中留下的深刻烙印。麦克马伦认为，加拿大处于“从婴儿到儿童、再到青年”的发展历程，想象它正处于青年时代和完全成熟期的边缘，展望它将占据着整个大洲北部的一半土地，并把整个惊人的发展视作一种自然成长和发展的历程。这种视角的每一方面都可以证明，他的思考已经充满着浪漫式的构想，并被它完全吸引住⑨。
    事实上，在19世纪的其余时间内，类似的证据普遍存在。一位历史学家特别做作地强调他在1883年出版的著作，将有助于“我们年轻加拿大人所拥有的具有男子气概、并充满渴望的精神”得以在这样的国度中找到充分实现的可能：它是这个地球上所有民族中坚定、纯粹、英勇而智慧的民族⑩。这种论调便是普遍存在的、典型的浪漫模式和规则。加尔诺和麦克马伦(的著作)继续出版发行；班克罗夫特的伟大史诗在19世纪80年代完成了“最后的修订”；戏剧般的情节设置、激动人心的风格、英雄般的祷告和颇为生动的描绘，继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新的编纂类别开始违背浪漫式的影响。
    进步和唯物主义浪漫观念适应力强，存在持久，但也受到了不断增强的压力和攻击，19世纪60年代首次遭遇到严重的挑战。挑战者主要是一些自学成才的观察者。物质发展、民族建构和民族复兴的过硬事实让他们感到震惊。经济和政治基础所出现的引人关注的扩展，又使那些显性的结果和成就成为他们努力理解和界定自己共同体的关键要素。因此，其结果是，尽管老的构想一直存在，而且甚至还在解释物质胜利与发展中发挥作用(11)，这一点可以在历史发展的萌芽理论中表现得十分清晰，但是聚焦点的普遍转移仍然是清楚无误的。
    在加拿大，19世纪60年代的铁路建设、贸易增长和联邦方案都使之在结构和其他方面发生了大量变化。它毋庸置疑地成为了显著扩张和发展的地区(12)。它的建立者很明显促进、掌握、资助并组织了这些奇迹的发生(13)。即便在萧条时期，人们在界定这一共同体时，也同样把增长和成就表现为其自然特性的对立物。1882年，牧师兼教师格朗特(G.M.Grant)曾在颂扬加拿大的著作中使用了“风景如画”这一标题，但他同时清楚地指出，这样的加拿大正在朝着建设铁路、开办工厂、挖矿和农业发展的节奏而行进(14)。甚至主要的政治时刻都指向制度建设和实践安排以促进自主(liberty)和“自由”(freedom)(15)。而且更为明显的是知识发展被视作重要的事件，被收入目录中，登记在册(16)。这些以产出为导向的概览，记录着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进程。这种历史叙述界定所有的因素，无所遗漏，并且让“职业阶层……丢掉了他们的诗性敏感，对文化要求保持中立”(17)。其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对某些人而言)甚至是毁灭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