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地理的敏锐感在加拿大颇有影响力，也存在于魁北克。同样，广袤地域和环境在美国也产生了重要作用。在那里，史学家把土地视作民族建构和发展每一个阶段中的关键变量。这种观念成为该国出现的最具影响力的民族叙述的基础。这一观念的经典形式来自于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后来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历史学家特纳(F.J.Turner，1861-1932)于1893年提出的(49)。他假设，高度个人化的行动使边疆持续化地后退，从而成为美国成就、自立、民主和扩张的根源。这一观念使地理、空间和土地拥有了一种类似于在欧洲受到赐福的解释力。事实上，它对政治和学术都产生了推动力。其影响还表现在受到大众欢迎的进步主义运动中(50)。同时，它也是西部作为首要象征出现在美国生活和文化中的一种因素(51)。它后来涌入到各种领域中，在各种前沿中塑造思想，并把自己定位于美国自我想象与反思的关键性的决定因素。
    主要针对特殊性的庆祝性描述，拥有了一种重要的新手段。它拥有解释力，并以地理为导向，为讨论增添了一种批判性的维度。这种新观念强调北美的独特性，指出每个共同体都拥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并用一种果断的方式渗入到大众文化中。在其早期表现退出舞台之后，它仍然在很长时期内影响着思想和表现(52)。
    新世界的断言1919年后的观点变动并非是本质性的。地理(的重要性)仍然原封不动，讨论中的批判性继续是核心使命，职业化进一步加强。不过，在讨论的基础上，也出现了加拿大故事的重新定位、美国例外论增强，魁北克同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得到了额外关注。
    对于北美的地理位置而言，出现了一种新的重要性，亦即新世界。这种空间肯定是质变的结果。当然，加拿大继续在大西洋的维度上得到审视。不过，这种维度在事实上进一步强调了基本产品贸易的重要性：鱼类、皮毛、木材、最基本的小麦。人们在讨论中指出，这些贸易并非仅仅创造了黏合本民族的机制和结构，而且还将之同欧洲与大西洋经济结合起来(53)。魁北克面向保守的、以法国为基地的天主教世界，这种立场继续保持不变。不过，它的强调重点却出现了新意。20世纪20年代的“法兰西行动”(l’Action franaise)或许拥有着最为强大的魁北克影响。史学家们开始强调魁北克的食品在法国和罗马之间联系的地位，并把这种资源视作其关注焦点中的主要部分(54)。虽然美国仍然是一种自恋式的、即便不是绝对的孤立主义者，但是它也发现有可能复兴那种认为其历史拥有一种大西洋组成部分的观念。新殖民史的影响仍然历历在目：C.M.安德鲁(C.M.Andrew，1863-1943)的《美国革命的殖民背景》(The Colonial Background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出版于1924年；主要代表者如具有争议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查理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1874-1948)，令人关注地证实了他们与欧洲(尤其是德国)历史思考模式之间的交融(55)。
    但是，占据统治地位的评论却受到那些坚持北美拥有核心作用者的反对。在描述加拿大时，一系列文化、社会和经济力量最终被简化为地理和环境决定了这一社会的外形。该观点仍然在不断地往前发展。现在，它辩称，形塑的力量还包括：发展模式，投资流入，尤其在大陆范围内的贸易交流，并继承了以边疆为基础的民主和改革政治，同其伟大的南方邻国共享了一种开放、自由和无需防御的疆界(56)。不过，无论如何，形塑的力量仍然还是“一个美洲民族”自身(57)。
    魁北克的例子更为复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最终还是开始了。对于过去的学科性研究不断增强(58)。把魁北克视作一种类似于邻国的北美社会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试探性的根基。鼓励经济多样化的早期城市被辨识出来(59)；新法兰西的统治结构得到了思考；这些至少部分是在美国殖民史学家著作的提示之下产生的(60)。此外，史学家们还努力降低了教会在文化生活和智识生活中的影响力(61)。但是，这个共同体特征的主要部分仍然维持人们所熟悉的形式--正如塞奇·甘格诺(Serge Gagnon，1939 - )指出的那样，“历史神学仍然占据着魁北克的历史编纂学的主要位置”(62)。它所带有的唯一和重要的差异在于，这种历史编纂学更多强调和关注了大陆殖民。一位评论者在1922年指出，“法国人团体在我们领土之外分布极广”，成百上千的人定居在美国，他们是“法国力量在美国的延伸”。受此鼓舞，他把魁北克的历史描述为一种冒险故事，它仍然在逐步展现之中，并持续扮演着作为“美洲的法国，一个使徒民族、一个光明民族……在新世界北方”的角色(63)。在整个20世纪20-40年代，史学家们继续关注“美洲的整个法兰西家庭”(64)，发现它的源头和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将之当下的存在视作复兴新法国的探险家和传教团的工作。他们把被大部分人所遗忘的法国人在北美的存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1947年，格鲁莱克斯创办《法兰西美洲历史杂志》(La Revue d’histoire de l’Amérique franaise)是这种研究浪潮的巅峰。该期刊的题目便已经清楚表明了它的指向。另一种巅峰表现在基本导向再次准备变化之时，尤其表现在对于魁北克文化和思想史的一种批判性研究的兴起(65)。
    撰写美国历史产生了自身的困境。历史学家在研究大陆、新世界、认同和民族之间关系时采取了各种形式，以至于他们的编纂事实上有时可能在其范围内充满着困惑。外交史仍然未能得到很多研究，即便在民族主义的实践者、耶鲁大学的塞缪尔·弗莱格·比密斯(Samuel Flagg Bemis，1891-1973)看来--在他的著作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美国已经执行了始终如一的外交政策，相比于欧洲的混乱而言，美国拥有优势(66)--外交史很有可能让美国沦陷到超越其控制能力之外的关系中。不过，其他因素却被投入到在北美组合美洲碎片的工作中，以便找到它的本性和命运。移民史强调的是中断、破裂、非延续性和重新开始(67)。类似于特纳那样，设想(美国存在着)特殊性、美德和一种自由民主的、民粹主义的正直品质。此类假设充斥在有关社会和文化的著作(68)。在政治传记的字里行间，美国的政治家被塑造为建设者而非破坏者，这在事实上证明了那种自鸣得意和自我满足的心理(69)。对于该半球的其他地区而言，美国发展模式是一种正面的模板--这种感觉便是当时具有影响力的伯克利历史学家赫伯特·波尔顿(Herbert Bolton，1870-1953)著作中的主要观点(70)。美国的史学家们关注他们的孤立世界，不断地被它的成就而折服，并把它的与众不同性(事实上，加拿大人和魁北克人同样如此为之)视作民族性和无边性。他们与其邻国同行们一起，把他们的民族放置在超越民族框架之上，并断言这种框架的独特意义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