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面对新趋势时，美国也显示出犹豫的一面。正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建立在移民之上的社会，所以历史学家和其他人都认为，美国必须十分依赖于已经形成的那种民族叙述，因为它掌握着融入式的和同质化的权力。但是，自从新的推动力以特别强大的方式成为一种美国式存在后，例如民权运动让美国黑人持之以恒地要求获得认同，民族团体喊出了自己的要求，土著人紧随而至，妇女也在根本上被卷入其中，于是，变革的方向已经很难拒斥。两种动力之间存在着张力。那些同这种张力做斗争的结果是，人们发现了可以在民族信念和构成团体的认同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只要前者并未威胁到后者，它就可以得到认同(95)。这种区分获得了美国大众文化的推动(93)，又经过了美国民族特性卫士们的检查(97)，从而允许民族叙述中出现了大量变革尝试：正如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1934-2012)指出的那样，美国与其他地方一样，“特殊主义趋势的复兴进一步削弱了有关一个趋同过去的客观主义观念”(98)。
    加拿大对于这种新观念的拥护明显是过度的，而且毫无保留。加拿大之所以会容纳这种观念，则是因为这样一种事实：对于该民族的理解从未建立在语言、种族或意识形态同质性的基础上，它从未界定过加拿大的生活方式、加拿大的新人。正因如此，事实上，加拿大的转变十分迅速。这种观点最早出现在60年代初的民族叙述中(99)，随后到这十年的末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100)，到1980年已经完全占据历史学的舞台，以至于它的一些拥护者已经看到了碎裂化和离心化的危险(101)。然而，历史学家们并未收回这种观念，或对它重新思考。相反，这种观点反而变得更为宽泛：激进化的团体也被容纳其中(102)；支持一种更为统一的民族历史的声明，与其说暗示了它始终占据强大地位，倒不如说显示了这种历史的溃败(103)；而且，这种多元化例证的普遍形式还走向了世界各地(104)。
    跨民族主义的崛起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大部分研究领域和研究工具都已习惯于已有构思的再次变化。随着这些变化而来的，则是民族同其联系之间进一步的、令人震惊的结合。国际资本大量流入，贸易联系、文化运动和制度建设的行动领域如此之宽广、容量如此之大、厚度如此之深，都是此前从未出现过的现象。这使得人们很难为特殊论和民族空间(即便在原则上)划定界限。更为根本的是，在理解领域中，对于所有类型严格而固定的分类理解都在本质上受到了质疑。那些变化要求调查者把他们关注的对象视作流动的、互动的、渗透性的和开放的。那些变化与同其相关的观察方式，看起来是为研究新的国际秩序而出现的。它们让这种体制下的学生们远离“在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传统划分”(105)，促进认同观念同开放性、杂合性与多元性联系在一起(106)，提出一种导向“跨民族主义”、“复杂的相互依赖性”、“内外”、“无国界性”、“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等术语(107)。它们创造了整个新范畴，来精确分析和理解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不可抗拒的变化和创新领域。
    史学家们把本民族嵌入到这样的背景中，并不必然削弱或衰减本民族(的特征)。魁北克的史学家们当然把魁北克在一个新的全球领域中的地位设想，视作自身常态的一种更为明显的标志。魁北克处在一个同他者共享的框架中，它分享别人或自己以同样普遍的方式来完成的塑造成果，沿着增长和发展的共同轨道。魁北克已经生活在而且正在生活在一种存在的模式之中。这种模式断定，魁北克的完整性如同该模式在这一半球世界和美国那里所塑造的一样(108)。事实上，重新排列以及同这种新的存在秩序相联系的结构，正是以一种十分清晰的方式，为证明民族的目的而服务。正如欧洲的最新布局已经使那些尚未成立国家的民族产生了一种新的地位，北美也许同样在这个大陆上完成了相同的目标(109)。历史学家们甚至一边使用跨民族的思维方式，一边坚持突出民族，两者结合来制造一种魁北克的历史。他们把魁北克界定为一个北美人、新世界的社会，认为它拥有人口统计上的特征，其流动模式受到其他类似社会的影响。他们推动这种新观念向前发展，以至于人们似乎正是已经体验了--(或暗示)还将继续经历--这种类型的增长和演化。而这种类型的增长和演化在其他地方已经导致产生了自治和独立(110)。
    对于加拿大人而言，用跨民族的思考为本民族服务，则存在于这样一种道路之中，这种道路提供了加拿大从一种加-美二元体中逃离出来的可能性；当它致力于研究两个民族时，必定凸显权力的不平衡性，揭露美国的主导地位，并让加拿大受到依附和软弱的指责。把北美重新思考为一个跨民族的空间，则是强调了全系统的现象--其中经济和文化的流动最明显。在这个全系统中，一些部分或许可以被视作受到加拿大的影响，甚至有些可以被认为是加拿大占据主导地位。安大略湖变成为“一个北美的地区国家”(111)，加拿大的公司和商家把自己置于“通往更大融合的一个北美空间体系之中”(112)。人们还可以强调，加拿大参与到一种被世界分享的大众文化的创建和消费中(113)。北美被视作一个被跨界力量与能源推动的“共同体”，由此便超越了美国霸权的旧形式(114)。
    用跨民族主义的方式来证明民族，这在美国存在着特殊的证据。美国的史学家们虽然继续受到特纳的广泛影响，把民族视作由内部创造的动力而自行产生和发展，但他们宁愿忽略而非抵制那种跨民族的观念。然而，尽管这种新观念起初并未产生什么影响，但随后便产生了吸引力，并转换为可能支持民族的力量--其方法是：要么给予它更好的地位，使之在国际层面上发挥影响；要么使之对起源、增长和发展提出更好的理解。它被认为向“理解美国与跨民族及全球发展的当代联系”提供了一种“历史基础”，而且还消除了“美国民族历史中的那些扭曲观念”。它的产生不是为了同民族及其利益而对立，相反，它将积极为民族及其利益而服务。“它的要求不是为了一个后民族的历史学……(而是)为了‘深化’美国历史，使之对于历史记录中的活生生的经历而言，显得更为复杂，也更为真实。”“在这里提出的方案并非是去设计一种后民族历史学，而是一种更为丰富的民族历史……”美国的跨民族历史强调的是跨民族体系--移民、经济、文化，它把美国置于这些体系之中，但同时仍然把重点置于美国之上，而非这些体制之上。正因如此，美国的跨民族历史虽然更为严格，但在证实民族的轨道上，时间上追随在魁北克与加拿大之后(115)。
    这些叙述在同样一个主题上出现了各种变体，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它们产生了丰富的、多重的和充足的意义。它们在民族之上固定下来，暗示自己无论作为观念，还是坚实、明显与活生生的现实，都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它们以不断波动的频率来对民族进行锻造。事实上，它们是通过动荡和变迁的方式来进行界定。它们证实了试图紧随或抓住观念或现实的那些努力，在本质上，是极为不稳定的。在它们塑性的时代里，或者用知识来进行表达，或者透过眼镜来进行观察。它们所给予人类的礼物，或许是它们的最大礼物，是一种强烈的感觉--藉此，人们可以知道，那个时代欣赏什么?它是如何看待眼前世界的?事实上，从功能而言，它们被视作其产生时代和空间的一扇极端重要的窗户。时代和空间被视作它们的指示器，是它们进行汇报的对象。它们用潜在或明显的方式讲述民族故事，揭示它在一段时期内的偏见和导向--即便它在论述中也曾牵涉到他者。它们把那些方法和被揭露出来的事实作为自己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视之为形式上编排故事所需要的表述和言辞。它们以两种维度进行操作，在两种层次上收获意义。它们是一种双重记载和证实的人工产物。即便当它们占据统治地位、被其他观念所替代、被人们所忽略、乃至被删除，它们仍然收获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