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情况显然已经足够清晰。不过在美国，把民族视作其物质组成部分的总和之想法，甚至更为常见。内战被描绘为成长、工业和扩张的成就、自由与民族融合的胜利。实际上，我们几乎不可能再找到比这种感觉更为强烈的表达了。结果，人们暗示这种巨大冲突所恢复的统一便是一种来自于殖民时代的古典统一。这种想法终于找到了通往民族历史的道路(18)。这种对于统一性的强调，立即成为治国术的一种成果，并且被视作成就和发展的基石，得到了高度宣扬。早期的总统行为被解释为有助于建设一种有效率的国家(19)。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的伟大成就被置于民族统一的背景中，并被人们强调道德的维度(20)。从整体上而言，这个民族的意义将在物质进步的基石之上得到描述。1876年，在庆祝建国百年的出版物中(21)，被着重推出的是有关发明和技术的著作(22)。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大型通史著作中(23)，该民族的特征，即发展却依然保留着原初性，或许被视作最为稳固的、引人关注的特点。在一本著作的概括中，1860-1890年间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24)。在另一本著作中，“这个地球上的老民族缓慢爬行，而共和国却如快车冲刺般迅速移动。合众国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后，已经位于各民族的前列，并注定很快在这场竞赛中超越其他民族。”(25)如同这个光辉时代的其他北美人一样，魁北克人也通过一种日益属于自己的观念透视镜，来看待那些光辉成就。对此，一种对于经济发展和物质成长进行正面性与赞誉性的评价，肯定是明证。这一点既反映在大卫(Laurent-Olivier David，1840-1926)的著作中(26)，也可以在本杰明·舒尔特(Benjamin Sulte，1841-1923)关于法国统治以来贸易和商业重要性的关注中看到(27)。总体而言，焦点已经处于完全不同的方向之上。同其邻居相比，他们的社会更少地卷入到大范围的贸易和发展中。舒尔特自己也曾指出这样一种事实，即19世纪80年代的魁北克“既没有大工厂，也没有小工业”(28)。而且，该社会的知识生活也日益受到教权观念和教皇至上论的影响(29)。在上述背景下，魁北克的史学家们转而认为，既然人们在评估任何社会的历史与经历时，行动和成果已经成为这种评估所需要的必然而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至少在魁北克的例证中，那些行动和成果便不应该体现在物质扩张和增长的阴影与虚饰之中，而是应该体现在专注于传播信仰的那种伟大精神史诗的语调和变调之中。加尔诺对于民族和复兴的强调，使他仍然拥有影响力。但魁北克的史学家认为，他的自由观和反教权立场则需要严格的重新界定。这种对于加尔诺观点的修正和凸显信仰的做法，便把宗教的角色置于殖民化进程的核心地位(30)。史学家们重新为征服(战争)提供了(解释)框架，将之视作一种幸运的偶然事件。它让魁北克“置于英国旗子的保护之下”，使它幸免于“法国大革命的暴风雨”(31)。历史学家们还解释道，“我们国家的历史……可以回溯到(传教士)试图在圣劳伦斯河(St.Lawrence)岸边建立一个天主教(原文如此)殖民地的脚步。”(32)他们反对把民族建立在物质成就的强调和比较之上的观念--当然，这也显示出他们所拒斥的那种观念曾经造成过巨大的影响。藉此，他们立即把行动和成果用于自己的目的，并突出强调魁北克所拥有的、在另一种形象和形式中的那种力量。
    土地、空间与职业化对于认同构建的推动，对于共同体自豪感与自尊心的促进，对于成就与产出的强调，同样也遭到了批评、修正，并最终遭到驳斥。这种物质主义的论证显然激起了人们去关注那些被遗忘的观念：忽略不平等的现象，关注财富创造，忽视分配与社会公正事宜--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此前叙述中的缺位与遗漏。真正的困境还出现在同其总体叙述相关的方面：这种叙述性的、庆祝性的描述，几乎很少超越那些四平八稳的因果解释。在一个日益关注那些事宜的时代里，这种做法构成了根本问题，其结果是社会改革家和批评者试图弥补这种物质画面内的鸿沟，修补其中的缺陷(33)。同时，拥有学科训练基础的调查者人数不断增加。19世纪末，推动历史学职业化的力量再次增强，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和严肃批判(34)，为了彻底检查和重新描述历史，而接过了整个设计任务。
    新的地理政治学(35)成为职业历史学家们的根本工具和灵感。他们借助日益占据历史产品舞台的专著、学术杂志和会议报告，进行工作。他们生产出来的一系列产品，不仅如同其描述的那样接受解释，而且还在形式和结构上适用于持有宗教观和世俗观的观察者。这些作品抬高了土地、空间、距离和气候的作用，特别关注情境、背景、环境和机遇，根源于那些真正来自于事实上制造奇迹的北美经验：它们解释增长，界定特征，使上帝的工作不再那么神秘和晦暗；它们在分析与讨论的范围内占据着统治地位，并不断吸引人们参与其中，其本质部分未受触及地维持了数十年之久。
    当然，并非新叙述的每一部分都可以产生一种用于诊断问题的民族叙述。戈德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1823-1910)是一位牛津大学前钦定历史学教授，他认为，“从政治地图向自然地图的转变”显示出加拿大所声称的民族一致性在理论上是荒谬的(36)。美国殖民史学家这代人描绘的画面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它们包含着一种深层的暗示，即认为，合众国从殖民初期便已注定走向独立(37)。不过，在大部分方面，如民族融合(和民族成就)都得到了解释与肯定。
    地理位置、气候与“北方特性”很快成为界定加拿大特点和认同的因素(38)，而空间及其控制(“我们勇敢而壮观的扩张”(39))则成为民族叙述中的主要话题。测绘河流与土地的探险者在现在提供给公众的画面中占据着新的核心地位(40)。大型多卷本著作《加拿大及其行省(1914-1917)》(Canada and its Provinces(1914-1917))从题目上便暗示了它的分散性和统一性，该书把主要章节都用于描写探险、运输和偏远地区的联系(41)。遍布大洲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被视作民族生活的首要黏合剂(42)。到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的地理(以圣劳伦斯河为中心的大型河流体系)被史学家们--他们以多伦多大学为基地，恰好取名为劳伦斯学派--视作号召行动者向内的力量，它使得经济体系有可能延伸，并最终促成了民族自身的形成(43)。
    关于魁北克的著作同样显示出新重点所产生的影响。当然，魁北克的幸运使命仍然受到强调，如帕奎特(Mgr L.-A.Pquet，1859-1942)在1902年写道：“我们的使命不是去操作资本，而是去促进思想；不是去点燃工厂的熔炉，而是去维护和散播信仰与思想的灼热火焰”(44)。不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实际上，人们已经开始认为，这种使命业已完成。新法兰西胜利的空间维度被着重强调：“新法兰西，感谢它的探险者、它的传教团、它的毛皮贸易商，它已经成功地将之存在的标志，嵌入到北美已知领土的3/4。”(45)当时，帕奎特自己还在幻想伟大的魁北克人向外移民到美国的东北部，并强调此举将使“宗教观念……在今天散布到北美的大部分地区”。(46)地理在完成神圣使命中的助手角色，得到特别强调。记者、后来成为拉瓦尔(Laval)大学历史学教授托马斯·克沙佩(Thomas Chapais，1858-1946)曾指出，新法兰西位于圣劳伦斯河上，通过河流与湖泊，通往北方、南方和西方，因而这种地理位置很难阻止人们跨越最初定居的河岸(47)。里奥内尔·格鲁莱克斯(Lionel Groulx，1878-1967)是一位神父和民族主义者，其历史著作被广为阅读。在他看来，地理环境与神定行动之间的联系是清楚无误的：英雄多拉德(Dollard)前去结束易洛奎人(Iroquois)对其社会扩张的牵制，作为神意的工具发挥了作用，但他如此为之，也是由于移民地使之增添了自己的动力，来完成眼前之事。“他的脑中灵光一现，发现这个广袤的国家正等待着他将之从迷梦中唤醒”，他深受感动，投身于开辟道路的事业中(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