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与认同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编纂强化了人们认为空间、地理位置和历史之间存在着一种强大联系的那种感觉，那么1945年后的历史编纂则出现了另一种感觉，并将之融入到对于这种关系的意义及其理解的方式完全不同的新观念中。
    在魁北克，这种(新)模式是最清晰的。20世纪40年代前，情况还十分平稳(71)。此后，人们便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事实：即对于现代性、世俗主义、亲英派在经济上的主导权的抵制并不成功。为此，蒙特利尔大学的一群史学家们十分激进地重新评估了这种抵制及其背后的意识。他们认为，(这种抵制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受教会控制的教育和对于精神使命的强调，这些人们所选择的工具事实上让魁北克人无所作为，阻止了有效的抵抗，而且从根本上而言，它把共同体交给了貌似抵抗实质陷入困境之中的掌权者手中。这些史学家继续辩称，当然错误并非都是由教会造成的，1760年英国征服战驱赶了许多地方商业精英，才是造成大部分问题的罪魁祸首。此举使英国人获益，并鼓励人们认为持法语者不适合这个贸易世界，由此便开启了持英语精英们和教会领导层之间结成一种心照不宣的结盟。其结果是支持并鼓励了一种教育和文化体制，一方面把人们限制在严格的宗教层面上(并确保温顺听话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得以创造条件，耗费魁北克人的精力，使之无法积极地从事塑造其社会和经济的事业。这个共同体将失去而且已经失去了对其贸易生命的控制力，并且实属讽刺中的讽刺是，教会自己却远远未能成为一种天主教社会的想法产生，并传播开来。简言之，在1760年前，魁北克曾经同其他北美殖民地经历了十分类似的发展；即便在此之后，在日常生活中，以贸易和现代性为目标的趋势仍然明显存在；但是，这条道路已经丧失了，其原因不仅在于那些对于宗教和精神的固有召唤，而且还归功于宗教和贸易精英们显而易见的举动。从这一点出发，批评者的观点开始强调，一个社会并非自然而然地疏远其周围的经济生活，所以魁北克需要重新加入到这种生活中，以便更好地参与竞争，重新获得控制其经济的能力，并确保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复兴。这些观念同20世纪60年代分离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出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在大学史学家中日益盛行。因此，尽管它们可能受到所谓魁北克学派或拉瓦尔学派的挑战，但是它们已经进入到魁北克自我理解和魁北克政治中的核心地位。(72)魁北克所出现的如此激进和深刻的修正观念，并没有完全出现在加拿大。但是那里的变革步伐仍然很大。如同魁北克那样，加拿大也在一种完全新颖的方式中体验了自己在大陆上的地位，因为美国的经济和文化渗透实际上日益增加(73)。面对这样的事实，这些变革便对那种把加拿大理解为一个美洲民族的观念提出了直接挑战。其结果之一是政治性的，它确定了边界和差异的感觉，让那些号召对美国资本和美国文化实行限制的政策更易通行；结果之二则是认识上的，研究的视角从试图“通过把加拿大识别为北美民族的变体之一……来解释加拿大现象”，变为试图“通过把加拿大同美国现象做比较”来理解加拿大现象(74)。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事实上显著丰富了人们对于建构加拿大体制与文化中某些因素的理解。民族建构接受新的观察(75)，大都市和内陆的动态关系接受新的观察(76)，气候、北方特性、风景和民族想象之间的关系被重新思考(77)，历史中的英国人和大西洋维度被重新调查(78)。最后，加拿大的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结合成为一种政治文化的基础，它被呈现为英国式的、欧洲式的、北美式的和自由式的(79)。
    美国的变化有其自己的特殊形式。美国史学家们在经历了20世纪40-50年代本国在全球性、安全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后，做出的回应是更为有力地再次坚定了他们的基本原则和信仰。他们坚持认为，本国历史的核心是自由和民主的承诺。为此，他们使本国界定价值观的历史远比其生命和存在的时间还要长。这种努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便已初见端倪(80)。随着冷战的出现，那种竭力把民族生命尽可能地视作表达基本传统和真理的尝试，则变得尤为凸显。用一位坚定捍卫者的话来说，这场美国学运动(American Studies Movement)“巩固了美国哲学中的信仰，并有利于这种信仰的维系”(81)。历史著作显示的正是哲学影响究竟有多么深厚。史学家们强调了那种老生常谈的观点，即民族黏合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成员分享了信仰，并深深地被这样一种事实所感动：他们生活“在一个日益严重的国际危险的时代，因而民族安全和幸存能力成为人们根本关注的焦点”(82)。史学家们还坚持认为，无论美国人在宗教、地区或政治观方面存在何种差异，他们都通过共同的信仰、根本导向和心灵中最为深层嵌入的习俗所统一。人们共享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以致让最为疏远的地区也会融合到本民族中(83)。影响一切的民族信念把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团结在共同生活和公民身份之中(84)。基本的自由假定把大多数不同的政治哲学联合起来(85)。一种实用主义的心灵铸造界定了美国人的举止和行动(86)。一致的思考模式，如关于进步、使命、个人、成就等，是普适性的(87)。“学者们眼中看到的不是一种两极化的文化……而是在许多小的、暂时性的变体之上，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一种根本上同质的文化”(88)。这种美国历史的“一致观”成为深入而坚固的信念。
    在所有三个社会中，史学家都关注威胁，担忧基本信念所受到的腐蚀，希望保留边界、文化和生活方式。他们所制造的叙述可能导致了那种重要而引人入胜的结局。在他们的重点里，一些观点是新的，但在美国例子中，我们看到了一些重复性。所有三个例子都标注出与众不同的特征，强调内在的链接和联系，并在总体上关注那些普遍的、得以共享的观念。它们虽然在内容上各有不同，但在形式上却是统一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古典模式的民族叙述。
    碎裂化和多样性到20世纪70年代，对于民族特性和总体认同的倾向慢慢地屈服于另一种关注点，即对多样性、裂痕、少数派以及承认亚群体的政治之关注。历史学家们面临着新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其中，在民族、种族和性别化的特殊性方面，出人意料之外的坚定举动只是最为明显的表现而已；此外，还出现了大量概念工具，它们指出意识形态、讨论和叙述结构在再现历史的核心处是缺位与排他性的。历史学家自己也由于这些新趋势而变得人数众多，观点各样。他们开始关注此前从未注意到的因素，并将这些因素带到了自己的工作中，并赋予这种工作以一种显著不同的范围、重点和方向。
    这一进程在三个社会中的发生是不均衡的。从起点而言，最迟出现在魁北克。同其邻居相比，魁北克并不是一个移民社会。直到60年代，这里由于高出生率而在总体上仍然维持着人口增长。这种情况为那些继续在民族主义现代化的概念中充分思考的历史学家提供了研究区域，同时也把自己更多地视作叙述和意识形态边缘化的受害者，而非行凶者。因此，共同体继续是更受重视的民族核心(89)。不过，变化仍然明显起来。妇女显然是这种变化的受益者(90)。不过，民族群体和移民团体(91)、土著人(92)和种族化的少数群体(93)同样进入到画面之中。一种更具结构性的、包罗万象的叙述出现了(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