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古代埃及人创造的灿烂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随着外族入侵，古代埃及文明逐渐成为一个失落的文明，直到1822年法国杰出的语言学家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pollion，1790-1832)成功破译罗塞塔石碑，标志着对古埃及文字解读成功。自此，一门以解读古埃及文字、文献为基础，研究古代埃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综合性学科--埃及学由此产生。由于特殊的历史、宗教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埃及学发展成为一门主要是由西方国家，如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学者研究的学问，并被西方国家所操控。相反，埃及学在埃及本土的起步与发展却滞后得多。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坦言：“西方人创造了埃及学，逐步将它传授给埃及人。埃及人对此充满感激，但是埃及人对这门学问却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①鉴于国内学界尚无专文对本土埃及学的情况进行介绍及评价，故撰写此文，拟对本土埃及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的评述，并对制约本土埃及学发展的因素进行探讨。
    本土埃及学的艰难起步法国学者商博良于1822年破译古埃及文字成功，带来了埃及学这一新学科的诞生。从此，古代埃及文明不再神秘，人们可以通过解读古代埃及人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科学地进行研究。一些曾在欧洲留学、具有爱国热情的本土埃及知识分子也受到鼓舞。其中一位名叫里法阿·艾尔-塔哈塔维(Rifaa al-Tahtawi，1801-1873)的埃及人被深深地触动。他思考埃及学这样一门研究古代埃及文明的学问，如何在埃及本土也能生根发芽，让自己的埃及同胞们也能了解他们的先辈们创造的曾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瑰宝。他决定一定要用自己的行动实现这一美好愿望。
    塔哈塔维1801年出生于埃及苏哈格(Sohag)一个名叫塔哈塔(Tahta)的小镇，1826年，塔哈塔维等人被阿里政府派往法国留学。5年后，塔哈塔维学成归国，他在翻译、教育、新闻、埃及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为了将西方大量的军事和科技成就引进到埃及，1835年，阿里政府下令创办语言学校，培养自己的翻译人员，并任命塔哈塔维为该语言学校校长。②自从1798年拿破仑打开埃及的大门后，大批的欧洲人蜂拥而至，尼罗河畔一时成为帝国主义任意攫取文物的挖掘场，致使大量埃及文物遭到无情破坏。面对埃及文物遭受西方殖民者任意掠夺的局面，塔哈塔维深感痛心，他进言埃及总督阿里采取措施，保护埃及文物。1835年8月15日，阿里政府正式颁布法令，对欧洲人肆意掠夺埃及文物的行为进行限制。法令明确规定，任何西方国家在埃及发掘的任何文物都必须悉数交至语言学校，由校长塔哈塔维对文物的去留做出决定。③为了让自己的本土同胞系统地掌握埃及学知识，塔哈塔维想创办一个专门的机构，向本土同胞们传授埃及学。1869年，在塔哈塔维的大力呼吁下，埃及政府创办了古埃及语学校(Madrasat al-Lisan al-Qadim)，聘请德国著名埃及学家海因利希·布鲁格施(Heinrich Brugsch，1827-1894)向埃及人讲授古埃及语，以发展埃及学。古埃及语学校首次录取了10名埃及学生，④而艾哈迈德·卡米勒(Ahmad Kamal，1851-1923)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作为埃及本土的一名埃及学者，卡米勒决定在两个方面进行着手发展埃及学。一是确立自己为一名专业的埃及学者，跻身于国际埃及学者的行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用法语写作了大量论著；二是劝诫他的埃及同胞认同古埃及文化，使埃及民众对古埃及文化产生感情和兴趣。为达到这个目标，他使用母语阿拉伯语撰写了大量作品。⑤但是，时任埃及古物局局长的法国埃及学者奥古斯特·马里耶特(Auguste Mariette，1858-1881)，出于一个西方殖民者的狭隘之情，极力阻挠本土埃及学的发展。⑥德国埃及学家布鲁格施在后来的自传中回忆说，当时的埃及总督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教育部长也表示赞赏。但是，马里耶特却担心，将来埃及方面会聘用掌握了古埃及文字的埃及人进入开罗博物馆工作，会影响到法国人所垄断的埃及古物的研究和管理工作。后来，马里耶特竟然下达命令，不允许埃及人在博物馆内抄写古埃及文字铭文，神庙参观处凡发现可疑人员，也一律把他们驱赶走。⑦由于马里耶特不允许古埃及语学校的毕业生进入埃及古物局工作，古埃及语学校即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1874年，古埃及语学校创办不足五年即被迫关闭。德国埃及学家布鲁格施也只好返回了德国。⑧刚刚生根发芽的本土埃及学，眼睁睁地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扼杀，着实令人痛心。
    殖民统治下本土埃及学发展举步维艰虽然西方殖民主义者处心积虑，别有用心地对本土埃及学的发展进行阻挠和破坏，但是并没有泯灭埃及本土知识分子发展埃及学的决心。本土埃及学者卡米勒克服重重困难，殚精竭虑，一心发展埃及学。他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逐渐被国际埃及学界关注和认可，但很快便遭受到了来自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学术攻击和人身攻击。
    1881年1月，法国埃及学家加斯顿·马斯佩罗(Gaston Maspero，1846-1916)继任了埃及古物局局长这一职位。当时的国际局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英国于是在1882年武装占领了埃及。虽然埃及古物局仍由法国人掌控，但是，由于英、法之间的竞争与牵制，加之新继任者马斯佩罗本人心胸比较开阔，本土埃及学进一步发展的国内环境有所改善。
    马斯佩罗担任埃及古物局局长后，卡米勒担任了开罗博物馆的秘书和翻译，后来成为了一名助理馆员。⑨这使得他有条件在埃及学领域继续奋斗。1902年，卡米勒把埃及亚历山大博物馆指南翻译成了阿拉伯语，第二年，他把开罗博物馆指南翻译成阿拉伯语，这本由法国埃及学家马斯佩罗编辑的指南书，那时已经出版了法文版第4版，英文版第5版，但出版阿拉伯文版尚属首次。⑩卡米勒在埃及古物局主办的《埃及古物部年鉴》(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égypte)上，十年间先后用法文撰写了29篇文章。这些文章是当时他所有埃及同事们发表文章总数的两倍。(11)他撰写的有关开罗博物馆总编目(Catalogue général)也引起了欧洲埃及学者们的注意。另外，卡米勒于1904年加入了法国埃及研究所(Institute égyptien)，成为研究所的一名成员，这拓宽了他与国际埃及学界的联系和交往。(12)卡米勒的研究成果逐渐获得国际学界认可，因此名声大增。1905年，埃及成立了高等学校俱乐部(High School Club)，聘请卡米勒讲授埃及学课程。据统计，当年参加高等学校俱乐部的有240人。埃及学在埃及人尤其是精英阶层中影响力大大增强。1908年，埃及成立了开罗大学，聘请卡米勒讲授埃及学。开罗大学相继出版了卡米勒的一些讲义。(13)1910年，卡米勒力荐埃及教育部在高等师范学院设立了埃及学部(Egyptology Section)，当时招收了共7名学生。卡米勒每周给他们上两次课，经常带学生到博物馆参观，有时还带他们去南部埃及(上埃及)的一些法老文明遗址参观考察。(14)但是，如同埃及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一样，埃及学部的命运多舛。由于埃及古物局拒绝接收高等师范学院的埃及学专业毕业生前来埃及古物局工作，1913年，埃及学部被迫关闭。(15)1914年，卡米勒退休后，本土埃及学的进展状况依然不容乐观。他的儿子哈桑(Hasan)于1912年去了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埃及学，但是哈桑最终放弃了埃及学而改学了医学。卡米勒的学生塞里姆·哈桑(Selim Hassan，1887-1961)和马哈茂德·哈姆札(Mahmud Hamza，卡米勒女婿)去了中学教书，只能在参观博物馆时以前掌握的埃及学知识才能派上用场。开罗大学的关于古埃及历史的课程也远离了法老埃及时期，塔巴·胡萨因(Taba Husayn，1889-1973)只是顺带讲授一些托勒密罗马埃及时期的历史。(16)1916年，埃及古物局总秘书长、法国埃及学家乔治·达雷西(Georges Daressy，1864-1938)对卡米勒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他攻击的对象不仅仅是卡米勒具体的学术观点，而且讥讽卡米勒根本不具备阅读古埃及文字的能力。达雷西警告说，卡米勒发表的很多观点埃及学者们无法接受，因为卡米勒严重违背了埃及语文学、历史学方法，他给出的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几种不同的阿拉伯语对译，刻意根据需要改变了顺序。达雷西甚至还谴责卡米勒忽略了古埃及文字的历史语境，过分夸大了古埃及语的闪米特语族属性，尤其是古埃及语对阿拉伯语的影响。(17)卡米勒对此做出了回应，他说古埃及语使用的表音符号允许有所不同，并且声称自己严格遵循了古埃及语文学规则。最后，他列举了大量来自古埃及语的阿拉伯语单词，断言“古埃及语是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之母。”(18)卡米勒的回应充满自信，对达雷西进行了不折不扣的还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