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本土埃及学发展的因素埃及学自19世纪在法国诞生以降，一直被欧美西方发达国家所操控。令人欣喜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起，伴随着埃及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埃及学这门诞生于西方的学问已经在埃及本土上生根发芽。埃及人发展本土埃及学的努力已经彰显，以哈瓦斯为领导的本土埃及学者们，试图从西方学者手中夺回对古埃及文明的研究和解释权。本土埃及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夺取国际埃及学话语权的目标，绝非一蹴而就。因为本土埃及学的发展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
    1.宗教文化因素宗教信仰是制约本土埃及学发展的一大桎梏。埃及是一个历史上多灾多难的国度。公元前332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埃及，开始了西方人统治埃及的肇端，希腊人、罗马人相继主宰埃及近千年之久。随着公元4世纪基督教在埃及广泛传播，埃及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埃及从此纳入阿拉伯文化的一部分。随着伊斯兰教传入埃及，大量的埃及人改宗伊斯兰，埃及成为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伊斯兰宗教信仰排除对古埃及历史情感的认同。在《古兰经》中，如同《圣经》中所描绘的一样，法老是充满邪恶的压迫者，他强迫他的臣民像对待神一样崇拜他。后来的穆斯林传统往往将一些法老的故事描绘成暴君原型，他们愚昧无知，迫害百姓。因此，大量的穆斯林对前伊斯兰时代的埃及历史持敌视态度，他们把古埃及法老彻头彻尾地与邪恶联系起来。在阿拉伯语中“tafar’ana”(源自“法老”)一词，即意为“傲慢、暴虐”。(37)因此，在一些原教旨主义穆斯林眼中看来，过多关注法老时期的遗存和文化，从最好的方面来说，那是未受过正规可兰经学校教育的愚蠢行为；从最坏的方面来说，那是彻头彻尾的邪神崇拜。(38)在现代的埃及，作为研究法老文化的埃及学很难与伊斯兰文化相调和。一位在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工作多年的埃及裔埃及考古学家费克里·哈桑(Fekri A.Hassan)教授，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在埃及，学校通常是传播古埃及法老文化的中心，而不是家庭；相反，伊斯兰遗产却是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9)当今，法老文化几乎很难成为现在埃及人节日或庆祝活动的主题，也几乎不能为现在埃及人的生活提供任何思想灵感。(40)因此，他认为在当今的埃及，法老文化只是一张政治名片而已。它最多可以唤起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的热情和激情，但是从来没有成为现代埃及物质生活中的主导因素。(41)如今，绝大部分中等阶层和上等阶层的埃及民众，对于法老文明所知甚微。当身穿阿拉伯长袍的埃及同胞们，手里拿着导游书穿梭于古代遗址之间时，他们的脸上充满了疑惑之情。(42)他们不理解位于自己国土上的这些破烂不堪的古迹和遗址，为什么能吸引如此众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造访。对于广大下层的埃及民众来说，法老文明只是他们发展旅游、吸引外国游客、赚钱谋生的工具而已。开罗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收藏古埃及文物的博物馆，馆内收藏有30余万件古代埃及的珍贵文物，每天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川流不息的游客前来参观，但是鲜有埃及人前去参观。即使他们去博物馆，常常却别有其他动机。因此，虽然古埃及文明如此辉煌灿烂，保存下来的古埃及文物、遗址如此丰富而珍贵，但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它们并不能引起现在埃及本土广大的普通民众的兴趣和共鸣，这些珍贵的古埃及文物、遗址对于广大的普通埃及民众而言，只是供他们可以谋生、赚钱的工具而已。
    2.历史条件因素西方人对古代埃及文明的了解远远超过埃及穆斯林。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以及古罗马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等人，都留下了关于埃及的详细记载。长期以来，他们的著作在西方世界流传甚广。
    希罗多德是第一位对古埃及社会作全面报道的古典作家。他于公元前450年前后游历了埃及，在他的名著《历史》(Histories)一书的第二卷中，详细记载了埃及人的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等。他曾给予埃及文化以高度评价。他这样赞美埃及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43)在他的心目中，埃及则是古老智慧的象征，希腊的许多事物都源于埃及。
    公元前1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在希罗多德访问埃及400年左右之后到了埃及。他游览了埃及，并留下了丰富的记载。狄奥多罗斯在其《历史集成》(Bibliotheca Historica)中，详细地记述了埃及的自然条件。他还对古埃及人使用的文字做了介绍，将古埃及人刻在纪念碑及雕刻之上的文字，称为“hieroglyphika grammata”(44)，意为“神圣的雕刻文字”，英文中使用的“hieroglyphic”(圣书体文字)一词就是源于该词。狄奥多罗斯对古埃及文化的评价很高，认为古埃及文化对后来的古典世界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古罗马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斯特拉波，于公元前30年左右来到埃及。当时埃及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斯特拉波详细地记述了尼罗河的泛滥，以及埃及的自然灌溉和人工灌溉系统，甚至囊括了整个北非地区的地理状况。
    公元4世纪时，一位生活在埃及的具有希腊血统的学者荷拉波隆(Horapollo)，撰写了《圣书体文字》(Hieroglyphica)一书。书中收录了约200个古埃及圣书体文字符号，并尝试给予了解释。14世纪时，荷拉波隆的著作被欧洲学者重新发现，它对古埃及文字的破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以上提及的诸多古典作家，他们对埃及的实地考察和详尽记载，对传承古埃及文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的著作在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大大激发了西方人研究古埃及文明的兴趣和爱好。
    在中世纪时期，也陆续有欧洲学者、旅行家前往埃及，并留下了相关记载。17-18世纪期间，大量的西方人前去埃及进行考察，凭吊古迹，例如法国人让·德·特弗诺(Jean de Thévenot)、贝努瓦·德·马耶(Benot de Maillet)、克劳德·西卡尔(Claude Sicard)等，英国人约翰·格里夫斯(John Greaves)、理查德·波考克(Richard Pococke)、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等。可以说，西方人对埃及的兴趣源远流长、绵延不断。相反，在埃及本土上，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阿拉伯人对埃及历史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只是把古埃及人留下的古迹当成了猎奇和寻宝的场所。这不得不令人感到惋惜。从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直到19世纪科学埃及学在西欧诞生的这1000余年间，本土埃及人却几乎没有留下关于古代埃及文明的任何书籍。阿拉伯人对古埃及文明的研究贡献可谓微乎其微。(45)因此，从历史上看，西方人对古代埃及文明的兴趣大大超过了阿拉伯人；西方人对古埃及文明的研究水平，远远超过阿拉伯人。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本土埃及学者短时间内弥补这一缺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埃及学话语权因素众所周知，埃及学是近代西方学者破译古埃及文字成功后而产生的一门研究古埃及文明的学问。古埃及语属于亚非语系(或称闪含语系)，它与现代埃及人使用的官方语言阿拉伯语具有亲缘关系，二者之间并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因此，现代埃及人研究古埃及语应该比西方学者更具有优势。但是，由于古埃及文字最早由西方学者破译，他们几乎垄断了对古埃及语言文字的研究权。本土埃及学者要想突破这一研究模式的制约，则比较困难。本土埃及学者拜基曾在《古埃及语研究导论》中这样说：“古埃及语属于闪米特语族，但是它却被移植到了一个异域的语境，悄然无知地屈从了印欧语系的研究视角。”(46)拜基身为一名操阿拉伯语在埃及土生土长的埃及学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意识到古埃及语与阿拉伯语二者间的相似性，并因它能够将当今与辉煌的过去相连接而感到自豪。他回忆说，当年在开罗大学最早接触到古埃及语时，他借助英国埃及学者伽丁纳尔(Alan Garnider，1879-1963)的《埃及语法》(47)一书，逐渐学习掌握古埃及语。他惊奇地发现古埃及语与阿拉伯语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拜基认为现代埃及人学习古埃及语，应该注重比较古代埃及语与现在埃及使用的阿拉伯语这两种语言的相似性，来解决现代埃及人学习古埃及语过程中遇到的语法难题。(48)国际埃及学界90％以上的研究成果是使用英文、德文、法文3种西方文字发表的。根据荷兰莱顿大学编辑出版的《埃及学年鉴》(Annual Egyptological Bibliography)相关数据，1947年，本土埃及学者发表的研究成果，占国际埃及学界发表总研究成果的10％；1956年，本土埃及学者发表的研究成果，仅占国际埃及学界发表的总成果的3％；1964年，本土埃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占4％；1978年，本土埃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占3％。(49)英语、德语、法语无疑是当今国际埃及学界最主要的学术语言。本土埃及学研究人员的数量、发表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均无法与国外西方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因此，就目前国际埃及学研究状况而言，埃及学对于埃及人来说，几乎纯属于一门“外国人的游戏”。(50)从1822年科学意义上埃及学的诞生迄今，西方埃及学者对这门学问的研究已经长达近两个世纪之久。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建构的埃及学研究的话语系统已经根深蒂固，本土埃及学者若想彻底抛弃这套话语系统，独辟蹊径，重构一套新的埃及学研究的话语系统，则是短时间内无法实现的。
    结语埃及，这个古老而沧桑的国度，屡经历史变迁和民族融合。从地域上讲，现代埃及人与古代埃及人仍旧一脉相承，本土埃及学者如何在时空和文化上架构起连接其祖先的桥梁，无疑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当务之急。本土埃及学面临着更多、更艰巨的工作。本土埃及学者彻底摆脱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建构的埃及学话语系统，厘清埃及学研究中的种种西方殖民主义思想的渗透，乃至赶超埃及学研究的国际学术水平，都是十分艰难的，也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一言以蔽之，埃及学回归故里的路依旧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