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是冷战结束后，在荷兰、澳大利亚、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由历史课程教学领域延伸至学术研究领域的新史学流派，主张“从最大可能的时段(宇宙的时段)对整个过去做出连续一致的研究”①。全球化背景下，“大历史”是西方历史学家对现代性困境做出回应和探索出路的结果。首先，遭受“自信危机”的现代历史学家开始正面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进一步推进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提高现代史学对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在内的全部历史进行全面描述和解释的能力。其次，面对卷土重来的基督教基要主义神学历史观对知识话语的争夺，一部分历史学家开始与“新无神论”者联合，借助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解释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大历史”试图整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重新建构宇宙学视角下的时间和空间框架，通过宏大叙事再现因果关系的确定性、科学理性的普遍性，以及无神论世界观和进步历史观的合法性。
    一 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史学的挑战与“大历史”的理论进路
    “大历史”是西方“世界历史”(universal history)传统的复兴，也是宏大叙事的回归。“复兴”和“回归”的前提是经过后现代主义思潮挑战的西方现代历史学发生的重要变化。“大历史”理论进路是宇宙学、地质学、进化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弗雷德·斯皮尔、大卫·克里斯蒂安等“大历史”著作的理论基础是物理学“大统一理论”(grand unified theory)构想。自然科学用“统一”法则解释宇宙的设想，与西方“世界历史”将世界置于单一法则之下的本质相一致。这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经过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洗礼后的复归。
    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概念界定绝非易事。基于研究主题相关性考虑，我们选择回到“后现代”一词在西方出现的原初语境，讨论其与科学和神学的关系。在学术领域，“后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1917年德国学者鲁道夫·潘维兹(Rudolf Pannwitz)的著作《欧洲文化危机》(Die Krisis der europischen Kultur)一书。他用“后现代”一词指称否定现代性的核心特征、喜欢颓废的虚无主义的尼采学说的追随者②。英语世界最早使用“后现代”一词的是伯纳德·贝尔(Bernard Bell)。1926年，他在著作《后现代主义：和其他》(Postmodernism：And Other Essays)一书中宣称“基要主义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过时旧物。现代主义也已不再现代。我们正准备迎接一种后现代主义”③。二战后，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也使用了“后现代”一词，特指1875年以后的西方世界，也是西方历史继黑暗时代、中世纪和现代之后的第四个阶段④。因此，从“后现代”产生的特定历史情境来看，它是与19世纪末叶以后，西方世界发生的深刻改变密切相关的。一方面，科学主义、全球化进程加速；另一方面，基督教基要主义、民族主义狂飙。各种理论、观念和利益的碰撞与冲突，使西方社会二元对立、分裂的特征日益明显。“后现代”既是对西方社会现实的描述，也是试图摆脱二元对立状况，例如，潘维兹关注的存在与虚无、贝尔侧重的宗教与科学、汤因比强调的秩序与混乱，代之以一种新的社会事实认知方式的观念和取向。
    20世纪5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观念开始全面冲击西方知识领域，与之相关的重要概念和方法开始在不同学科出现。“后现代主义想要在现代范式之外确立自身，不是要根据自身的标准去判断现代性，而是去思考它和解构它。”⑤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一切统一性、合法性的历程中，结构主义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是后现代主义去主体化、去时间化的开端。西方现代史学遭受的最严峻挑战也由此开始。1962年，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其代表作《野性的思维》中对西方现代史学进行了全面批判。首先，否定整体史观念，认为人类无法全面地再现历史，只能建构局部的历史。列维-斯特劳斯提出：“自认为是通史的历史，仍然只是一些局部历史的并置，在这些历史内部(并在这些历史之间)，空缺之处比充实之处要多得多。”⑥其次，否认历史的线性连续性。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把历史过程想象为一种连续的发展不仅是虚妄的，而且是矛盾的”，因为“所谓历史连续性就只能借助为虚假的图线来得到”⑦。再次，否认历史学解释过去的社会功能。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历史学家对于他舍弃的每一种历史领域所做的相对选择，永远只是在教诲多而解释少的历史与解释多而教诲少的历史之间的选择”⑧。通过以上三个主要方面，列维-斯特劳斯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现代史学合法性的基石，为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史学确立了“总纲领”。在否定理性主义整体论的同时，结构主义者们强调认识世界的“一种在系统之内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定义”的结构主义方式⑨，从而将历史学的特性由历时性引向共时性。不仅如此，列维-斯特劳斯还将历史研究的重点从史料转向文本。他认为只有语言学是唯一达到自然科学精确程度的社会科学。各种文化系统都可以看作是语言，特别强调文化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功能性的，还有符号价值⑩。当结构主义方法在年鉴学派学术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后，西方现代史学的时间性、主体性等都开始被消解。历史不仅脱离了时间，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也开始被剥离，历史事件及个人被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等深层次“结构”吞噬。西方历史研究陷入系统要素之间“共时性”互动之中。
    米歇尔·福柯、海登·怀特等后结构主义史学作品的出现，标志着后现代主义史学在西方的兴起。不同学科的后现代主义侧重的领域和主题不同，但共同特征是，他们都试图打破现代主义所追求的确定性、统一性、综合性，呈现世界与社会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后现代主义史学具体表现为研究对象是此前极少受到历史学家重视的边缘群体和日常生活。以福柯为例，《知识考古学》《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研究对象在本质上是大众主义的，“关注于历史上受到迫害的人物，如女巫、疯子、犹太人，以及一些强制性机构，如宗教裁判所、医院、监狱等”(11)。研究方法是以文本为中心的解构、主观解释和象征性建构。研究目标不是追求真理或因果关系，而是诠释文本间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繁荣使西方历史学开始了人类学转向，侧重于对人类社会阴暗角落的扫描，差异性和偶然性成了历史进程的主宰。后结构主义彻底否定了历史进程的规律性、进步性和宏大叙事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西方开始的“新历史主义”继续沿着福柯道路对西方现代史学进行批判，强调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雅克·德里达激进地宣称：“文本之外别无他物。”(12)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不再具有“真实客观”的特征和基础，它只是历史研究主体关于过去的文本建构。
    后现代主义史学对现代史学的挑战引起了西方历史学家的“自信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著名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和新历史主义”视为西方现代历史学的三大威胁(13)。在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和冲击下，西方现代史学自身也发生了两个重要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