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大历史”对我国历史学的启示
    以“大历史”为代表，宏大叙事在西方的复兴已成为一种现实。如前所述，“大历史”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环境。如何看待“大历史”的兴起？它对我国历史学有何意义？我们提出如下几点看法。
    1.审慎地看待“大历史”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
    “大历史”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在基督教基要主义与科学争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背景下，思辨的历史哲学复兴的结果。毫无疑问，“大历史”表现出西方历史学家从结构到主题建构宏大叙事的能力。虽然其缺少“细节”、思想以及情感的叙事受到中外历史学家的批评(54)，但从宏大叙事的框架来讲，或许正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说：“史学有如建筑物的建构，从完整的图案到一砖一瓦都不能缺少。但整体图案与一砖一瓦的地位不同。一砖一瓦(史料)的缺失，或许不会影响整个建筑物(史学)的安危和整体运作。整体(全史、通史)图案设计的缺失，却必然影响整个建筑物的安危运作，非千万块精制的砖瓦所能补救。”(55)对宇宙时空观下的“大历史”来说，“细节”似乎已无关宏旨，它要建构一种自然与人类、万事万物之间的“统一法则”。“大历史”的出现，体现了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下，西方现代史学试图从人类普遍关切的环境、气候等全球性问题出发，通过寻求自然科学的帮助，达成普遍和解与认同，进而摆脱困境的努力。
    “大历史”一方面有助于人们以科学为根本出发点，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困境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和寻找出路，另一方面有助于改变目前西方历史学研究过于碎片化、分裂化的局面，从根本上理解宇宙、自然和人类协同发展的整体史。从宏观环境来看，“大历史”是西方国家后现代社会条件下，普遍主义被瓦解之后，神学与科学争夺知识/权力的权威话语背景下，从历史学角度建构新的时空观和世界观的尝试。正如克里斯蒂安所说，“大历史”试图在西方“真理”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其背后有新无神论者、比尔·盖茨等诸多学术共同体和利益集团的支持。同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都取得巨大成就的西方，“大历史”表现出一部分西方历史学家职业发展的新取向--知识的整合者。“大历史”著作起到的是科学普及作用，通过课程体系对欧美青年进行无神论世界观、进步历史观的教育与影响。
    虽然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国家与处于现代化关键阶段的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但气候、环境等全球问题的面对和解决，我们不仅无法回避，更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联，是要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领域。因此，加强对西方“大历史”学派的研究，并积极与其交流对话，提高我们建构宏大叙事的能力，对我国历史学以及国家发展都大有裨益。
    2.历史学应加强学科间的整合，及时更新人类知识的全部成果
    “大历史”兴起表明，20世纪以来，新史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趋势进一步加强。无论是为国家治理提供经验，还是寻求对过去的理解，经过“科学化”回归叙事的历史学，必须与其他学科紧密交叉，才能实现它的社会功能。马克·布洛赫曾说：“每一门科学，单独来看的话，常常会在邻近领域发现最成功的巧匠。发展了生物学的巴斯德，一辈子都不是生物学家；就像涂尔干和维达尔·白兰士，20世纪初，他们对历史研究产生的影响超过任何一位专业历史学家，但他们名字并不在历史学家的名册里。涂尔干先是一名哲学家，后成为一名社会学家，而白兰士是一位地理学家。”(56)这不仅体现了学科交叉对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历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根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不断做出自我调适的必要性。
    “大历史”在西方课程教育领域兴起之时，大历史学家们尝试将天文学、物理学、地球与行星科学、综合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整合到历史学科，以满足整体史教学的需要。“人类科学”概念提出后，西方现代史学以科学化为途径，试图成为社会科学的统帅。“大历史”的出现，是这一追求的新阶段。与自然科学紧密联系的“大历史”为历史学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一方面，作为知识的整合者，宏观史、微观史研究的成果可以不断地被充实进“大历史”宏大叙事的“细节”中。另一方面，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大历史”使历史学在预见未来发展的能力方面也会不断加强。例如，“大历史”学派领军人物斯皮尔的新著《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受到天体物理学家艾瑞克·蔡森(Eric Chaisson)启发，运用“金发女孩定律”(Goldilocks Principle)解释复杂性，并提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宜居带”(Goldilocks zone)等问题(57)。
    因此，“大历史”的兴起，是对西方现代史学既有研究领域的补充，而非互相替代。作为一种拓展至宇观世界的宏观史，“大历史”进一步扩大了人类历史研究的视野，重新审视时间、空间等概念，通过借助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系统论、进化论角度考察和解释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进化历程和规律。它促使历史学家重新思考“历史学”理论体系和研究对象等核心问题。
    3.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人类历史进程的科学与人文意义探索
    虽然许多西方专业历史学家将后现代主义视为历史学的威胁，但是，作为现代史学进行内省的一面镜子，后现代主义已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西方现代历史学学术实践层面，“大历史”正是西方现代历史学汲取了后现代主义给养后的复兴。
    我们看到，虽然“大历史”在解释人类历史方面存在着过于简单化的不足，但是对“复杂性”的关注仍是其主旨之一。随着“大历史”理论、方法及内容的不断成熟和完善，这种复杂性和差异性也必将延伸至“大历史”的人类社会领域。“大历史”另一主旨是强调宇宙演化科学及其人文意义的完美结合。上述两点主旨对于我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目前，我国历史学的主要社会功能仍是为实现现代化而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我国历史学并没有受到后现代主义对学科合法性及其存在基础的威胁。但是，以时间为框架，对空间重视不足，热衷于构筑因果链，也是我国历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这导致历史研究中多数具体情境的复杂性和原因的多样性被忽略，使人类历史进程变得抽象、简化。“大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对历史进行历时性考察的同时，应给予空间以更大的关注，将历史立体化、丰富化。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的我国历史学，更应关注自然科学成果在历史学中的体现和更新，以提高认识历史和服务现实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