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跨学科研究盛行。兰克确立的重视证据、强调客观、排斥理论的现代史学虽然不断受到批评，但其主流地位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下半叶。20世纪新史学的发展，使经济、政治、宗教、人口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同时，文化人类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史等学科的快速发展，又不断对西方现代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形成挑战。历史学研究的综合性与复杂性是促使跨学科研究兴起的重要原因。早在年鉴学派创立初期，深受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cois Simiand)提出的历史学应向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习理论和方法的观点影响(14)。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对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对话和接触非常重视，并在历史研究中重点引入地理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追求对历史的总体解释。20世纪60年代后，在结构主义的冲击下，为了求得对“过去”更科学、更准确的“理解”，历史学家更加积极主动地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科合作，进行跨学科研究(15)。例如，年鉴学派在地理学、社会学的基础上，开始将人口学、经济学、政治学、语言学、人类学、气象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融入历史研究。布罗代尔在地理学的影响下，提出了“长时段”理论；拉迪里在地理学、人口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口-生态”演进模式(16)。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微观史学的兴起，又强化了生物学、遗传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宏观史研究勃兴与历史学理论的自然科学转向密切相关。20世纪初，爱因斯坦相对时空观的提出不仅改变了经典物理学的绝对时空观，还将人类认识的空间范围扩大至宇宙世界。对于生物的社会生活，生物学取得了权威的解释地位。这使历史学家可以借助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解释人类的“史前史”。对此，列维-斯特劳斯曾断言历史学家想要摆脱对历史解释不力的功能困境，可以“借助于生物学、地质学和宇宙学解释史前史有机物的一般演化”(17)。事实上，这也的确成为后来“大历史”寻求突破的学科进路。
    “大统一理论”及自然科学成果对于历史学家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们从科学角度给予世界历史整体性和根本性观念以确定性。历史学的空间转向更对这一趋势的强化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其次，空间受到关注。“空间”是除时间之外历史研究的另一重要尺度。在传统西方史学的时空观中，时间优先于空间，空间从属于时间。历史事件的因果、前后相承的连续性都是以时间为框架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提出后，“空间”不再从属于时间，获得了独立性。结构主义方法成为促使西方现代史学发生空间转向的主要驱动力。历史学家开始关注“社会系统的各种成分的稳定布局，它不受外界强加于它的变动的影响”(18)。这就是强调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共时性”。随着宇宙学、地质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进展和信息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空间”由过去历史研究中的处所(place)、地点(locale)、区域(location)向更广大以及更抽象的范围延展。例如，地中海，在布罗代尔学术研究中是贸易、交换交会的地点，是近乎静止的地理标识，也是一种文明的区域。20世纪70年代后，受到列斐伏尔“空间”理论影响，“空间”更深入地渗透到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它不仅与地形地貌相关，也与感受相关，成为差异的象征。但是，与人文或艺术意义上的“空间”不同，“大历史”关注的仍是物质层面的“空间”，亦即伽莫夫等人大爆炸学说中的宇观世界。
    西方现代史学开始重视理论分析和空间作用，历史哲学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的同时，基督教基要主义有关宇宙起源的宏大叙事及其对世界观塑造话语的争夺，又为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本体论的复归提供了契机。历史学家试图从科学角度解释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起源和演进的普遍规律。
    二 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与“大历史”宏大叙事
    后现代主义观念出现本身与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出现密切相关。伯纳德·贝尔的后现代主义建立在对基督教基要主义和科学理性的现代性进行双重批判基础之上。从现实来看，西方基督教基要主义与科学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汤因比将基要主义试图与现代科学争夺的知识领域称为“圣经地带”(Bible Belt)(19)。现代科学的勃兴，使基督教在知识领域的权威话语不断丧失。相比天文学、宇宙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新成就，基督教基要主义最为痛恨的是达尔文进化论。因为进化论从根本上瓦解了基督教知识体系。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教义与人类是由猿到人的进化理论有如水火，势不两立。这是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缘起的根本原因。
    西方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是指“20世纪初期产生于北美的一场维护和促进保守的、以圣经为核心的正统基督教的超宗派性的神学运动”(20)。就空间范围来讲，主要以美国为中心，波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西方国家和地区。基要主义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科学对基督教教义的挑战。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从科学角度阐释生物进化进程，对基督教神创世论构成直接威胁。在科学知识的影响下，一部分基督教神学家开始接受现代主义思想，主张摒弃上帝的绝对权威，基督教神学体系应与时俱进。这一部分基督教神学家的主张被称为自由主义神学。19世纪末，自由主义神学家提出圣经高等批判学，提出对待《圣经》应与其他著作一视同仁，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21)。围绕着进化论和圣经批判学，基督新教发生了分裂，现代派试图调和圣经阐释和科学之间的矛盾，激进的福音派则将上述变化看作是对圣经的攻击，为维护“正统”教义发起了基要主义运动。以格雷沙姆·梅琴(J.Gresham Machen)、鲁宾·托里(Reuben A.Torrey)、约翰·A.斯托默(John A.Stormer)等激进派为代表，美国基要主义者全力宣扬基要主义核心观点：一、《圣经》准确无误；二、基督乃贞女所生；三、基督乃为拯救人类而受难；四、基督死后复活；五、圣迹真实可信(22)。基要主义者表现出好斗、极端的特征，在基督教内部反对自由主义神学，在基督教之外反对所有与进化论相关的理论与主张。20世纪初至冷战时期，西方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在民间有组织地展开，美国浸礼会和长老会是基要主义运动的主力。许多教会采取共同的斗争形式和坚持天命主义的神学立场。基要主义运动经历了兴起、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衰落(23)。冷战结束后，全球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基要主义开始积极与后现代主义对话，借助双方在反达尔文进化思想和反科学理性方面的一致立场，在欧美重新活跃。
    后现代主义反理性的根本特征使之对宗教信仰和基督教神学理论同样持批判态度。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基督教神创论不过是一种宏大叙事的建构而已，无所谓真理或谬误，只是“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无所不在的、长久弥散在人们心中的情绪和动机”(24)。面对后现代主义对基督教信仰的冲击，当代一些西方基督教神学家主张针对后现代主义的不同观点采取不同策略。他们积极与后现代主义者进行对话，寻求在反对科学理性，特别是反对达尔文进化论方面的共同之处(25)。后现代主义和基督教基要主义都反对基于现代科学理性的宏大叙事，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整体史观尤为敌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