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大历史”宏大叙事的新特点
    作为经过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基要主义洗礼过的西方现代史学，“大历史”不是西方世界历史的简单复归，它吸收了后现代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合理成分，体现出当代西方宏大叙事的新特点。
    第一，从本体论角度看，“大历史”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社会历史观。
    经过年鉴学派结构主义史学、福柯后现代主义史学对历史演进不断地“去主体化”后，生态、环境保护等西方后现代社会关切的主要问题使“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意识逐渐被强化。后现代主义与基要主义将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的产生与恶化归咎为科学理性和现代化的后果，这使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意识不断受到地理学意识、生物多样性和统一性意识的冲击与渗透。历史由时间性转向空间性的同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19世纪欧洲历史主义彰显的人的主体性也彻底让位于在自然与人类共同组成的体系内寻求永恒“确定性”的主体间性。“大历史”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虽然“智人”出现及进化同样也是“大历史”的主要内容，但“大历史”更重视“起源”问题。智人出现在宇宙起源、星际起源及生命起源之后，世界历史“史前史”不再是“智人”，而是向前追溯到宇宙产生、时间起点和生命开端。“起源”问题是科学和神学争夺的焦点。“大历史”必须从科学的角度对起源问题做出有力的解释，才能给予基要主义者以致命一击。因此，“大历史”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宇宙起源、时空起源、星际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等问题上，探索“大历史”演进规律，并提出了人与自然“协同进化”(coevolution)模式，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事物本身的内蕴性。
    “大历史”研究主旨决定了叙事的简化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被淡化，人与自然的主体间性被凸显。虽然大历史学家强调“复杂性”，但他们将重点放在“起源-进化”拐点的复杂性层面。这一方面深受“大统一理论”构想中自然界简单性原则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大历史”针对基要主义回应“起源”科学解释的主旨有关。因此，智人以来，人类社会演变的复杂性、思想性和差异性被简单化。“大历史”彻底颠覆了现代历史学以“人”为主题的传统。
    第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大历史”采用时间与空间兼容的“共时叙事”方法。
    如何在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语境下重构宏大叙事，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复兴的难题。“大历史”在这一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探索性一步。深受结构主义影响，“大历史”在时间连续性框架内兼顾到了“空间”，并努力通过“共时叙事”(simultaneity narrative)实现时间和空间的兼容。“x与y共时是指x在场，y也在场，或是x是n个单位的过去和y是n个单位的过去，或者x是n个单位的未来和y是n个单位的未来。”(45)“大历史”共时叙事的方法是将同一时段内的世界历史并置，借鉴了后现代主义超越二元对立模式的方法，在叙事中插入图、地图、表、年表等时空表征元素。“大历史”扛鼎之作《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书名本身就是时空观的隐喻。“时间”是历史学的主要尺度，是每一个“瞬间”连续的度量，也是“事件”发生的顺序。“地图”用表、图和面方式表现场所，是地理学“空间”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地图中，“空间”既不是动态的，也不是辩证的，而是静止的。“地图”固定了一个特定时间段的状态，同一时间内不同系统或同一系统内因素之间的共同存在，是共时的表征。“时间地图”恰好表达了兼顾时间与空间的“大历史”时空观。例如，克里斯蒂安通过“引力中心”概念，将公元前2000年左右世界范围内的农耕文明区域，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黄河流域、印度北部为核心的区域交换网络，采用了共时性的空间叙事方式(46)。“共时叙事”现已成为西方史学表现复杂性、差异性的主要手段，并在史学实践中不断完善。例如，德国历史学家卡尔·施罗格(Karl Schlgel)在《莫斯科，1937》(Moscow，1937)中将“大清洗”“事件按时序及其发生的地点及空间被重新建构”(47)。
    时间和空间兼容的历史学强调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使历史学和地理学更紧密地结合。共时叙事使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丰富性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得到保留和解释，进而使以往线性时间框架内历史进程的因果关系的简化局面得到改观，人们对“过去”的理解变得更加全面和立体。“大历史”在宏大框架内的方法论尝试，显然对我国历史学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大历史”是历史学家知识整合基础上的建构。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现代史学挑战的诸层面中，最具建设性的莫过于敦促我们对历史研究主体的作用进行反思。正如李振宏先生所说：“认识论中的客体，已经不是自在的东西，它是主体的建构，是主体认识能力、主体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和确证。”(48)“大历史”史学家群体面对各方质疑，表现出宏大叙事复归后的强大生命力。与斯通等西方现代史学的捍卫者相比，弗雷德·斯皮尔、大卫·克里斯蒂安等大历史学家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和批判时的态度显得更加从容、自信。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所有“神话”都是一种建构，“大历史”的“现代创世神话”也不例外。对此，“大历史”学派承认“现代创世神话”是一种建构，但强调这一宏大叙事是由大量科学证据支撑的(49)。克里斯蒂安还针锋相对地提出，解构的前提是建构，“建构优先于解构”，强调历史学家建构的重要性(50)。
    基督教基要主义者的反弹尤其明显。一方面，他们借助于物理学、生物学知识，继续发展“智慧设计”理论和年轻地球论(Young Earth Creationism)，并提出不可化约的复杂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理论、c衰变论以及“创造论宇宙学”等对抗大历史(51)。另一方面，在课程体系中，基要主义还与“大历史”激烈争夺对学生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影响，抨击“大历史”课程计划的主要支持者比尔·盖茨支持了错误的历史(52)。对此，大历史学家不仅更紧密地与自然科学合作，提高“大历史”解释历史、预见未来的能力，还积极努力解决“大历史”进入大学院系课程结构和师资紧缺等问题，推动“大历史”课程的发展。
    职业历史学家对“大历史”的研究主题、科学视角多持否定态度。对此，“大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坚称：“只是关注国家、宗教与文化之分野的那些历史叙述，现在看来是狭隘的、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53)如果忽略当代西方现实语境，克里斯蒂安的观点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但如果我们充分考虑神创论争夺历史观、世界观，后现代主义争夺知识话语权的特定情境，“大历史”宏大叙事有力对抗了基督教基要主义的挑战，也改变了后现代主义冲击下历史学碎片化、断裂化的局面，这对西方现代史学的价值乃是无法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