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时期，后现代主义与基督教基要主义形成了呼应之势。1964年，极端基要主义者约翰·A.斯托默的著作《无人敢称之为叛国》(None Dare Call it Treason)出版，书中充斥着阴谋论和极端的爱国主义思想，极力宣扬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反共产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书中还竭力鼓吹修订中小学教科书，将神创论写入历史(26)。冷战结束后，斯托默的这本著作不断再版，销量高达700万册，影响之广泛，可想而知。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者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和批判。以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和法国解构大师让·鲍德里亚为代表，前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已不再令人信服，因为它们是启蒙运动理性和自由思想的产物，当今社会不再需要这些假设(27)。后者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原理，提出：“经济人类学不可能说明没有历史、书写或生产关系的社会。”(28)他认为：“生产主义、科学主义以及历史主义，所有这些人类学的时兴物，都在自己的想象中面对对象，使对象脱离原来的位置，以回应他们的理论操作。”(29)总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后现代主义和基要主义共同攻击的目标。
    冷战结束后，在基要主义运动复兴过程中，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基要主义运动没有所谓的国家团体和官方声明，但由于当代西方宗教政治化的特点，基要派与政治相互呼应、彼此影响。以基要派为核心，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形成了保守的基督教右翼势力。这一特点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尤其突出。无论是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乔治·W·布什，还是澳大利亚前总理约翰·霍华德、陆克文，都与基督教基要派领袖保持了密切关系(30)。在对学生的世界观教育中，基督教神创论和进化论一直是西方国家相关课程设置争夺的焦点。以美国为例，从1925年田纳西州著名的“猴子审判”，1981年路易斯安那州议会通过立法规定“创造论科学”(Creation Science)和进化论在学校教育中平行进行，到1999-2001年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内部有关进化论的州会考之争，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关人类起源问题与政治、权力、知识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91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詹腓力(Philip E.Johnson)的著作《审判达尔文》一书出版，提出所谓“智慧设计”(intelligent design)理论，无疑成为基督教基要主义对抗进化论的一针强心剂。基督教基要主义者利用这一理论，在美国生物学教授迈克尔·J.贝希(Michael J.Behe)的带领下，掀起了“智慧设计”运动。以约瑟夫·休斯顿(Joseph Houston)、罗纳德·纳什(Ronald H.Nash)等基要派为核心，发表了《达尔文的黑匣子：生物化学对进化论的挑战》《讲述的神迹：对休谟的批判》《耶稣是驱魔人》等大量著作。这些著作不仅从唯心角度宣扬圣迹真实可信，还从知识史角度对大卫·休谟提出的“神迹是对于基本自然法则的违逆”主张进行批判(31)。同时，基督教基要主义的发展还表现出新的特点。当代基要主义主要代表杰瑞·法威尔(Jerry Falwell)、肯·海姆(Ken Ham)等利用现代传媒，通过电视布道、创办“创世纪的答案”(Answers in Genesis-US)等机构，极力宣扬：“圣经绝对正确，在所有信仰和实践的问题上都是一贯正确的，在地理、科学和历史方面亦如此。”(32)对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基要主义者认为：“科学，当被正确地理解，即与圣经的阐释相一致时，你就会一再地发现《圣经》被真正的科学所证实。”(33)但与《圣经》相悖时，基要主义者眼中的科学就成了导致社会道德堕落和社会秩序解体的根(34)。
    面对基要主义的死灰复燃，西方国家形成了以美国神经科学家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粒子物理学家维克多·斯滕格尔(Victor Stenger)、英国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等科学家为核心，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澳大利亚专栏作家威尔勒曼(C.J.Werleman)等为主要力量的“新无神论”运动(New Atheism Movement)。与基要主义针锋相对，新无神论者著书立说，高扬科学理性的旗帜，宣扬孔德实证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思想。道金斯《上帝的骗局》(The God Delusion)、希钦斯《上帝并不伟大：宗教是如何毒害万物的》(God Is Not Great:How Religion Poisons Everything)、哈里斯《致基督教国家的一封信》(Letter to a Christian Nation)、斯滕格尔《上帝：失败的假设--科学如何表明上帝并不存在》(God:The Failed Hypothesis-How Science Shows That God Does Not Exist)等著作是新无神论者的主要武器。他们从自然科学出发，认为宗教是人们对自然界过时的解释，是愚昧、无知时代对自然界的看法；科学才是对自然最真实的描述，科学应代替宗教。新无神论的共同特点是，反对一切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基要主义。在他们看来，宗教信仰是危险、混乱和虚妄的，是信徒们暴力行为的主要诱因。新无神论者的著作畅销欧美，起到了重要的科学普及作用，在学术界和民众间都引起了巨大反响。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史学家开始自觉反思“理性化”追求，提出“叙事史”的复兴(35)。但是，依附于文化人类学方法的“厚描述”只体现在微观史学中，历史学的宏大叙事仍复兴乏力。冷战后，西方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的重新活跃及其与“新无神论”运动关于宇宙起源的争论，客观上为“大历史”宏大叙事的复兴创造了条件。面对基要主义对历史观和世界观的争夺，在新无神论者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也试图从宇宙起源、进化的角度解释历史，从历史学的角度回答“我是谁”“我的归属何在”等终极问题。
    三 “大历史”对后现代主义与基要主义的双重回应
    自近代以来，科学从研究自然现象开始，然后逐步扩展到社会领域。历史学纳入科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也同样如此。启蒙时代后，从人类理性和历史主义出发，历史学的宏大叙事以自然科学的成就为基础，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对过去进行有目的的研究，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代表，历史研究不仅具有“知识的地位”，还对社会变革具有理论指导的意义。经过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基督教基要主义的冲击后，历史学服务现实的功能大为减弱。然而，理性的探索是历史学的本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大历史”就是利用自然科学的成就，复兴现代史学，重新确立宏大叙事的尝试。客观上，“大历史”形成了西方现代史学对后现代主义与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的双重回应。
    首先，从对后现代主义的回应来看。
    第一，“大历史”是已知世界的全部历史，体现的是世界历史的整体观念。
    “大历史”是西方“世界历史”传统的当代演绎。“基于“大统一理论”构想，“大历史”从整体史观出发，尝试整合人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全部成果，将非人类史和人类史纳入统一的体系之中，两者互相补充。“大历史”主要包括四个领域：宇宙的历史、地球的历史、生命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这是迄今人类知识所及范围内最大规模的气势恢弘之作。作为“大历史”首倡者和最主要的实践者，克里斯蒂安将“大历史”看作是对“过去”寻求所有可能尺度(all possible scales)的理解，远至宇宙起源，近至当下，兼顾历史的偶然性和特异性(specificity)所蕴含的正义和帮助理解细节的总体模式(36)。“大历史”突破了“历史学的对象本质上是“人”的传统观念，借助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再现知识的力量，建构了一部人类和一切“他者”的“世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