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米勒在垂暮之年，呼吁埃及政府设立埃及考古学校(Egyptian School of Archaeology)，但是却遭受了时任埃及古物局局长法国埃及学家皮埃尔·拉考(Pierre Lacau，1863-1973)的讥讽。(19)1923年，在埃及政府的努力下，埃及考古学校最终艰难地诞生了，卡米勒被任命为校长。但令人悲哀的是，学校宣布成立的当天，卡米勒即撒手人寰。卡米勒生前曾花费25年的时间，编撰一部大部头的阿拉伯-法语-古埃及语词典。该词典从一个本土埃及学者的立场出发，强调古埃及语与闪米特语族之间的亲缘关系。据说这部词典规模宏大、卷帙浩繁，足有22卷之多。与德国埃及学家阿道夫·埃尔曼(Adolf Erman，1854-1937)组织埃及学者集体编撰的《埃及语词典》(20)相比，卡米勒的词典出自他一个人之手，实在令人震撼。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卡米勒的去世，该词典的出版宣告流产。(21)卡米勒作为埃及本土的第一位埃及学者，他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这些足以显示了一名本土埃及学者发展本土埃及学的雄心壮志。但是，这也深深地刺痛了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神经。他们不希望埃及学这门西方人所垄断的学问，轻易地被埃及本土学者所掌握。因此，卡米勒有生之年遭受到的种种责难，尤其是法国学者达雷西发起的针对卡米勒的激烈的学术攻击和人身攻击，是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压迫、打击东方被殖民国家埃及的淋漓尽致的体现。
    虽然屡遭责难和打击，但是以卡米勒为代表的埃及本土精英人士发展埃及学的努力并没有付诸东流。西方学者曾对19世纪80年代至20年代10年代出版的，阿拉伯语版本的有关古埃及文明方面的书籍进行过数量统计：19世纪80年代为3本；19世纪90年代为6本；20世纪初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为24本。(22)这个数据表明本土埃及人对古代埃及文明的兴趣快速增长，埃及学在本土埃及人心目中生根发芽，茁壮成才。但是，由于埃及长期遭受西方殖民者的统治，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种种打击和阻挠，本土埃及学的发展举步维艰。
    本土埃及学研究走向独立化1952年，以纳赛尔为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二三革命”，成立了埃及共和国。埃及从此摆脱了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本土埃及学的发展也迈出了关键一步。本土埃及学的研究日趋独立化，并取得了蓬勃发展。从1858年至1952年，法国人掌控埃及文物局近一个世纪之久。埃及共和国成立后，法国人掌控埃及文物局的命运一去不复返。亚历山大大学校校长穆斯塔法·阿穆尔(Mustafa Amer，1896-1973)，兼任了埃及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埃及文物局局长。在埃及共和国的领导下，本土埃及学迅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埃及学改变了长期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操控的局面。埃及古物局以及开罗大学的埃及学教学、科研工作已经全部由埃及人充任，埃及学发展成为开罗大学一个独立的系科。埃及共和国成立后，本土埃及学的蓬勃发展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1.埃及本土学者从事独立发掘。
    20世纪60年代以来，埃及本土考古学者的数量不断发展，他们的工作也逐渐得到国际认可。例如，埃及古物局局长穆斯塔法·阿穆尔主持的马阿底(Maadi)遗址史前考古工作，得到国际埃及学界的高度认可。曾经跟随卡米勒学习埃及学的塞里姆·哈桑，再度成为引领埃及学埃及化运动的先驱人物。哈桑思维敏捷，精力充沛。哈桑领导了基泽的考古发掘工作，清理了马斯塔巴墓、狮身人面像，对胡夫的大金字塔也进行过考察和发掘，并出版了大量考古发掘报告。(23)哈桑是担任开罗大学埃及学教授的第一位埃及人，任期长达8年之久。1936～1939年，哈桑又被任命为埃及古物局副局长。哈桑有生之年对埃及考古做出了杰出贡献，成为第一位在埃及考古领域得到国际广泛认可的埃及人。1954年，一名在埃及古物局供职的年轻学者卡迈尔·埃尔-马拉赫(Kamal el-Mallakh)，在基泽的胡夫大金字塔的南侧发掘了一艘太阳船。该太阳船被发现时已经被拆成碎片，共有1224件部件。复原专家茅斯塔法(Hag Ahmed Youssef Moustafa)花费了10年的时间，对太阳船进行复原。复原以后的太阳船，长43.4米，宽5.9米，共6对船桨，排水量为45吨。埃及政府在发现该太阳船的位置，建造了太阳船博物馆，以供来自世界各地的游览者参观。阿赫迈德·法库里(Ahmed Fakhry，1905-1973)在埃及西部的沙漠绿洲地区取得了重大的考古发现，他在埃尔·葛贝尔(Tuna el-Gebel)发掘了动物坟墓群和埋葬希腊罗马人的墓区，(24)引起国际埃及学者的广泛关注。
    2.埃及政府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工作。
    埃及政府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也做出了很多努力。由于常年自然力的破坏、环境的不断污染，以及不断升温的旅游业的影响，使得埃及古迹不断地遭受腐蚀和损害。因此，如何有效地保护和复原已遭损害的文物和古迹，成为埃及学研究的一项当务之急。位于基泽的哈夫拉金字塔前面的狮身人面像，由于遭受几千年来的风吹日晒，使之不断遭受破损。特别是1988年，从狮身人面像的右肩上掉下一块300多斤重的石块，导致狮身人面像的破损尤为严重。因此，对狮身人面像的修复和加固提上议事日程。埃及政府对狮身人面像制定了系统的保护和修复措施。1990年，格蒂研究所在狮身人面像的背部安装了一部太阳能监视器，它可测出潜在的具有破坏性的环境因素，如风、颗粒、空气、温度等。(25)另外，位于埃及古都底比斯王后奈菲塔瑞(Nefertari)陵墓中因湿气弥漫，导致精美的壁画被潮解而脱落。埃及政府不得不将陵墓关闭进行整修。但是，由于资金的短缺，这项工程的修复和保护仍存在很大困难。(26)3.古埃及语言的研究得到加强。
    埃及学是一门以解读古埃及语言文字为基础的学科，因此对古埃及语言文字的研究至关重要。埃及共和国建立后，本土埃及学者对古埃及语言文字的研究取得了进展。本土埃及学者拜基(Abd-El-Mohsen Bakir)撰写并出版了多卷本的《古埃及语研究导论》。该书在埃及本土产生了广泛影响，它对本土埃及人学习、研究古埃及语言和文字发挥了重要作用。拜基在该书的前言中，罗列了一个长长的对古埃及语言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名单。其中包括17位德国人、14位英国人、9位法国人、6位美国人、3位荷兰人、2位意大利人，以及其他5位欧洲学者，埃及人却一个也没有。(27)这一情况反映了本土埃及学者在古埃及语言方面的研究尚十分薄弱，亟待进一步加强。
    本土埃及学者力争国际埃及学话语权伴随着埃及共和国的茁壮成长，本土埃及学日益发展壮大，以哈瓦斯为领导的本土埃及学者们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在国际埃及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彰显了本土埃及学者向西方争夺国际埃及学话语权的决心和信心。
    1994年，埃及古物局更名为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of Antiquities)，负责保护文物、制定相关文物保护的条令，并对埃及境内的考古发掘工作进行监督。2002年，扎西·哈瓦斯(Zahi Hawass，1947-)担任了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28)他领导下的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对保护埃及文物和发展本土埃及学发挥了积极作用。
    哈瓦斯是当今埃及最著名的考古学家。1963年，哈瓦斯考入亚历山大大学法律系。在法律系学习一段时间后，他发现法律并不适合自己。于是，他从法律系转到了希腊罗马文物考古系。1967年，哈瓦斯获得亚历山大大学希腊和罗马考古学学士学位。为实现从事埃及考古事业的梦想，哈瓦斯到开罗大学攻读埃及考古学。1979年，他获得古埃及文物考古研究高级证书。之后，哈瓦斯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继续深造。1983年，他获得该校古埃及、叙利亚及巴勒斯坦文物考古专业硕士学位。1987年，他又获得该校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哈瓦斯决定用自己所学的埃及考古学知识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