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问题是英国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观点认为，英国重商主义者主张实行低工资，这样可以保持本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价格优势，从而提高其市场竞争力。E.F.赫克歇尔就认为，如果把重商主义工资理论简化成一个公式，那就是低工资经济。①虽然E.F.赫克歇尔、D.C.科尔曼、埃德加·弗尼斯、雅各布·维纳等人都注意到了，在英国重商主义后期，一些重商主义者提倡高工资，但他们都把这种观点看做特例或个案。②A.W.考茨等人则认为，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经济学者才主张实行高工资。他断言，在1750年以前，由于害怕失去国际市场，所有的英国重商主义者都认同低工资。③随着对18世纪前半期英国重商主义者作品的深入研究，这些正统看法正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挑战。理查德·C.威尔斯就认为，在英国重商主义后期，也就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高工资已经是重商主义的主流思想。④威尔斯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一时期重商主义的工资理论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威尔斯研究的重点是英国重商主义工资理论思想内容的转变，并没有对这种转变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作出分析。学术界迄今为止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为推进对工业革命前夜英国经济和社会史的研究，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17世纪中后期以后，英国经济学者、政府官员、商人、雇主都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需要考虑，那就是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而劳动力出现相对短缺。
    稍作一点实证分析就会看清这一问题。人口因素是劳动力问题的根源所在，与此前或此后相比，这一时期都是一个人口增长缓慢的时期。由于没有正式的统计数据，近代早期英国人口的数量，是当时人如格雷戈里·金、约瑟夫·马西或者后来的史学家如里奇曼、芬莱森、法尔、布朗利、格里菲思和奥林等人根据教区记事册、人头税、灶税、结婚和洗礼登记等资料估算而来，估算出的数字差别不小。目前，关于这一时期英国人口数据最为权威的，无疑是由E.A.里格利和R.S.斯科菲尔德领衔的剑桥人口和社会结构史组提供的。他们依据英国404个教区的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等数据，对英国人口总数进行了回溯测算，在1691年英国人口共有4，930，502人，1701年有5，057，790人，1751年有5，772，415人。⑤那么，在1691-1751年的60年中，英国只增长了841，913人，平均每年只增长了14，000多人。⑥这么低的人口增长率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根据现有的史实和数据，从光荣革命前后开始，英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这种增长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经济总体增长明显。如果以1700年的产出指数为100，那么到1750年农业的产出指数为111，工商业的产出指数为148。⑦在一个前工业社会，这一增长速度是相当可观的。
    二是一些行业的发展速度增长更快。如英国亚麻布出口在1720-1775年增长了4倍，亚麻布的产值在1728年就高达10.3万镑；⑧蜡烛产量在1711-1727年增长了15%；浓啤酒产量在1700-1727年增长了5%；肥皂产量在1713-1727年增长了10%；⑨煤炭年产量在1700年大约是300万吨，到1750年增长到520万吨，由此把英国从依赖水力、风力和木材等能源的状况中解放出来；铁的年产量从1720-1724年的2.7万吨，增长到1745-1749年的8万吨。⑩三是生产规模的扩大，这可以从用于生产的原材料进口和制成品出口惊人的增长幅度看出来。棉花、亚麻、亚麻线、条铁等原材料的进口都翻了一番，甚至更多；生丝、木材进口也都大幅增长。(11)在17世纪60年代，每年平均出口值是410万英镑，到1720年达到690万英镑，而到1750年更是达到1270万英镑。进口值在1700年是600万英镑，1750年为780万英镑，1770年达到1220万英镑。(12)在劳动力仍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的情况下，英国的工业、农业和商业增长速度这么快，新产业不断涌现、壮大，劳动力总体需求必然要大幅增加。根据格雷戈里·金的调查，在1688年左右，英国1/3人口靠制造业和采矿业为生。(13)约瑟夫·马西在1759年的调查显示，这一数字达到了一半左右。(14)经济史家约翰·鲁尔也认为，到1750年，制造业和商业对英国经济的贡献率达到了50%，农业的贡献率下降到25%。(15)早期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业比重的增加必然导致劳动力需求的攀升，再加上这一时期乡村工业发展势头良好，农村土地关系相对稳定，农业生产平稳增长，农村没有多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行业中来，这就使得英国劳动力出现了相对短缺。
    此外，这一时期的人口年龄结构也使得劳动力短缺变得更为严重。科尔曼指出，17世纪英国人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相当大一部分由儿童构成，169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1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38.4%。(16)在17世纪的英国，人口平均寿命大约在35岁左右。在1695年，15岁到35岁的人口达到31%，15岁到60岁的人口占到51%。(17)也就是说，英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只有有限的劳动能力或者没有劳动能力。虽然按照剑桥人口和社会结构史组的估算，1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没有科尔曼提供的数据高，但在这段时间也都在30%以上，再加上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没有劳动力或者劳动能力弱的人口比例也相当高。以1751年为例，15岁以下人口占到32.91%，60岁以上人口占到8.22%，总比例达到41.13%。(18)当时的重商主义者已经注意到，“在英国，没有什么比人更匮乏的了。在各种各样的人中，需要勤劳的人和手工艺人去耕种和改良我们的土地，去帮助制造王国的大宗商品，所有这些都将大大增加富有”(19)。丹尼尔·迪福也洞察到：“在英国，工作比完成工作的人手多，结果缺乏的是人力，而不是就业。”(20)面对劳动力长期匮乏的局面，许多人提出了不少解决办法。乔赛亚·吉就议，通过提高粮食价格或者设立教养院等手段强迫穷人去工作。(21)当时的小托马斯·卡尔佩珀爵士认为：“强迫人们工作不是解决之道，除非提出工资问题供考虑，因为勤劳不受法律所强制，而是受利益所诱惑，至少由于生存的需要受饵诱。”(22)约翰·科林斯抨击了通过提高食品费用来驱使穷人工作的观点。他解释说：就伦敦和其他地方来说，如果提高食物价格来迫使人们工作，工资也必须提高；“并且把提高食物价格作为一种迫使穷人工作的手段，是把他们赶到外国殖民地的一种现成的方法”。在那里，他们可能“为自己的辛劳获得更多的报酬”。(23)威廉·佩蒂特也认为：英国人“像世界上其他人一样，天生聪颖，十分勤劳，只要他们能够拥有一份合理的劳动果实，他们就愿意劳作，这已被先前无可置疑的经验所证明”(24)。劳动力短缺就成为英国重商主义低工资理论向高工资理论转变的最深刻的原因。当然，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就会自由奔涌。高工资理论提出后，很快就从各个方向发展；但无论高工资理论多么丰富玄妙，其背后最现实的基础仍是劳动力的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