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帕克三世、大卫·克里斯汀、罗斯·E.杜恩在他们的《世界史：大时代》一书中对各时代的帝国进行了分析。该书认为大时代四(公元前1200-公元500年)中的帝国之所以被称为帝国不仅是因为面积大，而且因为它们是由一个单独政府和一个特定血统的精英阶级统治着语言、民族和宗教不同的其他各个民族；大约公元300年至400年间，帝国的这种建立周期陷于停顿；在大时代五(公元300-1500年)中，西非、中美洲和南美洲首先出现大帝国，一些帝国甚至比上个时代的大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还大，其中最大的是8世纪的阿拉伯穆斯林帝国和13世纪的蒙古帝国；在大时代六(公元1400-1800年)中，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航海帝国崛起，相比之下，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虽然地域辽阔，但更类似于前一时代亚欧非大陆上的农耕式国家，而非新型的枪炮帝国，因此只能迅速地衰落。(29)克雷格·A.洛卡德在《社会、网络和转换：全球史》中分析到，强有力的社会形成帝国自古即有，但数个世纪之后帝国变得更大和更复杂，17世纪中期超过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都生活在其经济基础主要为农业的几个大帝国之中，所有的帝国都依靠军事力量，特别是火药武器，而大英帝国与荷兰和其他强国不同，它们更主要地依靠世界贸易。(30)上述著作也都暗含着把帝国主义国家视作竞争性社会组织的意味。
    这方面最典型的著作当属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编著的《世界：一部历史》(第2版)，此处不妨稍加详述。从其通篇结构来看，把帝国主义视作人类社会组织发生的竞争堪称其内在线索之一。该书上下两卷目录中便频繁出现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字样。(31)这在通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可以说，《世界：一部历史》把“作为竞争组织的帝国主义”阐述得淋漓尽致。该书提出：“数百年甚或数千年以来，一种统治全世界的权力观念驱动着欧亚大陆的帝国主义。”(32)在被描绘为“扩张的世界”的第15章中，该书主张：“从1460年开始，扩张活动在世界上遥遥相隔的国家内，星火燎原般迅速展开，扩张时代真正开始了。不过，这一现象并不像有些历史学家说的那样，仅仅是欧洲扩张的现象，而是全球扩张的现象。世界并没有被动地等待欧洲的扩大，以使其像被魔棒点中那样得到改变，其他社群早就在创造自己的奇迹，使国家成为帝国，使文明得到开化”。(33)在“软弱的非洲帝国”一节中，该书提到了15世纪50年代葡萄牙与地处西非的马里的第一次接触，认为“由于缺少一个强大的非洲国家，欧洲人不再把非洲黑人视作与他们平等的人，这就形成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悲剧。”(34)该书将“美洲的生态帝国主义”解为：“自从有创造力的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1972年创造生态帝国主义这个词后，历史学家就一直用它指称欧洲帝国主义殖民者给他们的殖民地带来的全面环境变化。这个词也适合土著的美洲帝国”，并且认为，“在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无限扩张的背后，不存在任何复苏动力。……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传统的美洲帝国，并且都已超越了现实对其潜能的限制。”(35)在“中国帝制的局限性”一节中，该书提出，“中国统治者就通过巩固他们的陆上帝国和限制海上帝国主义，确保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结果，世界上所有在最近500年内创立起来的海上帝国都走向了崩溃，而中华帝国仍然屹立在那里。”(36)在论及欧洲开拓大西洋线路时，该书声称，“欧洲向大西洋延伸，这可能既不是由于它的科学或实力，也不是由于它的幻想或铤而走险。这是一场空间上的比赛，欧洲从后面赶超了过来。在那些通往印度洋的繁荣文化看来，没有必要为了寻求新的资源，去开发遥远的陆地和海洋。但对于需要金钱的欧洲而言，它得利用大西洋上的新产品。它就如同今天的不发达国家，迫不及待地争夺从石油到天然气的海外财富。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努力最终得到了报偿。”(37)上述文字中对史实的扭曲，或者措词的武断，以及不适当的类比，都是显而易见的。
    《世界：一部历史》甚至明确主张，帝国主义并非是西方特有的罪恶，亚洲、非洲和美洲土著人民缔造并领导的这一时期的一些帝国，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欧洲的帝国通常依靠的也是非欧洲合作者，因为这些人能看到和欧洲人合作的优势；甚至在19世纪，帝国主义扩张并不是白人的特权，其他的非洲土著国家也试图扩张，但是或早或晚全都屈服于欧洲人。(38)这些观点已经明显在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张目了。
    (三)全球史视野中作为人类互动路径的帝国主义通史类全球史著作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还体现出另外一层含义，这就是将帝国主义视作世界不同地区人类之间互动的路径。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认为，19世纪全球性帝国的建立显著加快了世界一体化的步伐。(39)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提出：“15世纪的扩张仍是一种新的发展，并且可能导致世界的变化。15世纪90年代所开辟的新航线不仅连接了人口稠密的欧洲大陆中心带、美洲和非洲，还从海上把欧洲和亚洲相连。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彼此联系的世界框架的开端，世界体系可以覆盖整个地球。这个世纪扩张的帝国正在彼此靠近，它们相互接触的地方，成了传播的贸易、技术、概念、情感与生活方式的规模空前的竞技场，其结果将改变此后三个世纪的世界，造成全球性对抗、贸易、冲突、接触传染以及文化上和生态上的交流。”(40)威廉· H.麦克尼尔在《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中把欧洲帝国主义放在了第七章“打破旧链条，拉紧新网络(1750-1914)”之中，无疑也蕴含此意。他还论及了互动的后果，指出工业化使得欧洲各国的领土扩张代价极低，因此变得更有诱惑力，工业化和其他因素的作用在地缘政治上造就出一批新的胜利者和失败者。(41)罗伯特·提格诺、杰里米·阿德尔曼、史蒂芬·奥隆等人的《世界的聚合与分离》一书，把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联系起来，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在本国与殖民地之间建设了铁路网络，促进了人员和货物从腹地向海岸流动。(42)该书进而提出，世界从政治上分裂为帝国式民族国家和殖民地，塑造了工业社会和非工业社会的经济分裂。(43)前文提到的理查德·W.布里特和柯娇燕等人的《地球与人类》一书，其所主张的“新帝国主义并非简单地攫取土地，而是运用经济和技术手段把独立的国家重新组织起来并带入世界经济体系”，(44)也暗含这层意味。
    皮特·N.斯特恩斯在其著作中指出，在整体上，19世纪晚期的欧洲帝国主义，曾经被解释为对所谓本地民族的压榨，其中区别可能仅在于不同群体设法摆脱欧洲完全控制的程度而已，但事实上帝国主义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当地民族设法通过很多方式表达自己，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对欧洲人的指令做出反应，欧洲人在此过程中也同样受到影响。(45)他将这种相互关系称为“作为互惠的相遇”，认为“接触是相互的经历，制造了相互的妥协和调整”，(46)进而提出，被征服群体的经历，例如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非洲，必须通过互动来研究，而非仅仅是压榨。(47)埃德蒙·帕克三世、大卫·克里斯汀、罗斯·E.杜恩在《世界史：大时代》中把人类社会的交流网络越来越紧密的趋势称之为“全球大联合”，指出这一网络发展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亚欧非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与美洲人(从16世纪初开始)和澳大拉西亚人(从18世纪末开始)的交往，西欧人的思想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并成为指导人类处理问题的各种方法，这些智力和文化发展有助于将理性科学作为衡量和解释自然世界以及人类行为的标准。(48)从上述全球史著作来看，无论是将帝国主义视作一种竞争性的社会组织，还是将其视作一种互动路径，实际上都隐含着相同的思路和意图，即试图把浸透血腥的帝国主义洗白出来。西方通史著作的内在要求之一，无疑是要建立对西方文明本身的自我认同，全球史也不例外。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不仅涉及对西方历史的认识，而且关系到西方国家当今的国际政治形象及政策取向。因此，西方全球史在编纂中对帝国主义的回护之情显而易见。换言之，其历史反思是以不危及西方文化自信心为前提的。有些全球史研究者对这个问题并不讳言，例如，皮特·N.斯特恩斯等人的《全球文明史》就一方面指出“保持公允和周全的视野是最根本的”，另一方面公开承认“但这样说容易，实际做到却很难”。(49)三正如帕特里克·曼宁指出，全球史本身就是全球范围内人类社会的交往史。(50)因此，对于西方全球史而言，帝国主义无疑是具有首要意义的课题。(51)在总体上，西方全球史编纂中的帝国主义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