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华约和经互会解散、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被看做一个时代--冷战结束的标志。20世纪的冷战是以苏联集团的变革和瓦解而宣告结束的，作为其对立面的美国及西方集团因此而产生了“胜利者”的自大心态，所谓“历史终结”论就是这种心态的一种理论表达。然而，冷战后的世界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美好，二十多年来，世界上各种冲突和危机接踵而至，人类面临严重的安全困境。后冷战时代发生的种种问题固然有其现实的根源，包括因冷战突然结束而导致的世界格局结构性失衡。但是，创造历史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试图“领导世界”的力量)忽略乃至忘记了由冷战时代的历史所构成的“既定的历史条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进入新世纪以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昨天和今天不能截然分开，当今世界发生的种种问题需要人们从刚刚过去的冷战时代寻找与现实密切关联的历史因素，要走出今天的困境，必须从昨天的经验中寻找历史的智慧。如果我们能够从历史的经验中洞悉冷战的本质及其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那么就会理解：20世纪下半叶以美苏两大集团对抗为主要形式的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当年形成冷战格局的深层历史因素并未离开今天的世界。
    冷战：20世纪世界体系重构运动的阶段性形态要考察冷战的终结，首先要考察冷战的发生。从方法论上看，冷战发生学可以从两个角度切入。一个是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的研究角度。作为现代世界的冷战，主要表现为对国际事务有支配力的大国及以大国为中心的国家集团间的对抗和冲突，因此在直接的表现形态上可以纳入国际政治的研究视域。“国际体系”是国际政治的中心范畴，国际体系变动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内容。但是，如果要深入考察冷战的历史起源、社会历史意义及其影响，作为国际政治范畴的国际体系的角度还不够，还要再放宽视域，需要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就是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的角度。世界体系和国际体系的概念既有重合之处又有区别。就国际体系而言，一般是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看做第一个国际体系形成的标志。当时，率先进入现代化进程的一批欧洲国家达成一种共识，在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基础上，承认彼此国家主权，由此形成与古代国家间关系不同的现代国际关系，这也就是现代国际社会的诞生，其结构就是国际体系。由于国际政治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外交和军事层面的国际关系，即所谓“高端政治”，因而对政治活动背后的社会历史运动缺乏解释力。近年来，以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为代表的英国学派的研究已经注意到，要对国际体系作世界历史的解释，认为“离开经济和社会维度，就难以理解国际体系的军事－政治维度”。①如果把国际体系放在世界历史中考察，显然需要将国际关系结构从军事－政治层面深入到经济－社会层面，而世界体系概念就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国际关系的一个切入点。在以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为代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看来，所谓世界体系的形成，就是在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力量驱动下世界整体性建构的过程。从古代世界各个农业区域走自己道路的分散的历史运动，发展到工业文明历史阶段以后，通过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形成把整个世界联结在一起的现代世界历史运动，这个过程历史学界称之为“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运动”。②世界体系就是对应于现代世界历史运动的结构性概念。
    20世纪的世界体系经历了从“解构”到“局部重构”、再到“全面重构”的历史过程。冷战处于世界体系的“局部重构”阶段。这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形态既反映了世界体系结构的内在矛盾，也反映了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张力与互动。
    作为包含冷战阶段的特定历史运动周期的“20世纪”(霍布斯鲍姆称之为“短促的20世纪”③)开端于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止于世纪末冷战的结束。其特殊性在世界体系结构变动的意义上可谓之“裂变-重构形态”，因为这种形态是介于前后两种整合度较高、但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的体系之间，以分化、变革、对抗为主要表现形式，并在裂变、动荡中重新积聚整合因素，最后完成体系结构升级的中间形态。如果我们对500年来世界体系的发展从结构形态上作一个划分，那么可以发现，16－19世纪是世界体系初步形成阶段。或者说，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以“欧洲体系”为骨架的“世界体系”的初级形态。这种形态的世界体系虽然已经具备一个辐射世界的经济体--欧洲资本运作的世界市场，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并未真正进入这个体系，它们是作为欧洲殖民帝国的扩张对象而被强制纳入世界体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初级的世界体系具有两重性质，它既是以资本的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又延续了传统的帝国式殖民体系的政治结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将19世纪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看做“返祖性的，是一种过去时代的残存性特征”，因为“它不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组成部分”。④当广大的殖民地还不具备自主现代化因素以及欧洲殖民帝国还有足够的扩张空间时，这种形态的世界体系是比较稳定的。然而，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就外化为世界体系的剧烈动荡乃至分裂。以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危机与革命、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主要内容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历史运动反映出世界体系初级形态的解构过程(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战后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但同时，这一否定性的历史进程所抛弃的并不是世界体系的本体，而是它的前现代因素。所以，看来似乎矛盾的现象是，恰恰在解构性运动中，世界历史的整体性进一步增强了，工业文明的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了，多种选择取向的出现及其斗争并没有背离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普遍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体系从解构走向重构的转折点，它通过消除最极端的体系内反主流运动(法西斯)和体系主导力量的转移(从西欧到美国)重新整合了体系的中心区域。但是，这种整合和重构是局部性的，二次大战没有完全解决导致体系分裂的结构性矛盾。战后，二战中崛起的另一种体系外反主流运动(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与体系中心区域的对抗开始了，一部分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在脱离殖民体系后试图从根本上脱离既有的世界体系，并在“世界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尝试建构一个取代性世界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并且在核武器的阴影下，形成了既是对抗性冲突，又止步于核战争门槛的两大国家集团的冷战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