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和危机已经昭示人们，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现代性矛盾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消除，苏联模式的失败也没有终结发展道路的竞争。因此人们还要继续应对现代性矛盾的挑战，还会因利益的纠葛而产生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并进而导致各种类型的冲突。当然，由于冷战的终结，竞争性选择的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原来主导二元体系格局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因素的消解，原先被“遮蔽”的另一些世界性对抗开始发挥其威力。其中，伊朗伊斯兰革命所激发和推动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是当今最具代表性的对抗西方世界和“现代性”的力量，这种被亨廷顿称作“文明冲突”的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正在以各种形式(包括“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展开。但是，目前在竞争性对抗的实践层面还看不到真正具有先进性的另一种选择的主体及其替代性方案(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在发展取向和社会建构层面无论是主观动力还是客观效果显然比苏联模式更为落后)。况且，这种孕育于冷战时期的传统型对抗所表达的仍然是旧时代的矛盾。与国际政治的显性冲突比较，对人类社会影响更深远的是后冷战时代世界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升级和深化及其带来的诸多挑战和风险。其中，经济全球化与社会共同体边界的不对称、信息全球化与意识形态认知的不对称、全球性问题与国际社会治理能力的不对称是矛盾的集中表现。当然，上述矛盾在冷战时期也已产生，但当时受制于“二元世界”的分割而尚未达到“全球”程度。现在，国际体系的冷战桎梏已被打破，世界体系的一元性得到了充分显示，人类社会进入了真正的全球化时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也同时具有了全球化的形态。由上述矛盾而展现的新阶段的世界体系运动比冷战时期更直接、更深刻地反映了“现代性”的内在冲突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性困境。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际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张力因两者发展的不同步趋势拉大而更加凸显。
    首先，后冷战时代的乱象纷生反映出现实世界在失去“两极霸权”的稳定机制后，尚未形成与全球化世界体系相适应的新的稳定机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在冷战后期曾经提出“霸权之后”如何以“制度性稳定”为目标建立相应的“国际机制”的前瞻性命题，但迄今这仍然是一个理想化的命题。⑨由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及其引领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所以“国家利益至上”始终是全球公民社会难以生成的政治和观念障碍。虽然资本运动已经超越了国家及意识形态屏障，形成了全球劳动分工体系，但在资本流通的管理、资本利益的分配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上仍然离不开国家主体，因此人类社会陷入了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与国家本位的治理机制之间难以协调的悖论性困境。一方面，随着工业文明的普及、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原来的霸权国家地位相对衰落，出现了“中心权力均衡化”趋势(所谓“多极化”即其表现形态)。巴里·布赞据此认为，超级大国支配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是最后的超级大国”；⑩另一方面，囿于国家本位的利益诉求，实质性的全球治理机制迟迟建立不起来，无论霸权国家还是新兴大国，在权力和义务的计算上都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尽可能多获取而少付出，表现出“经济人”理性支配下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由于公共产品的短缺和治理观念的相左，又缺乏全球性的法治平台，在国内政治中作为“良治”机制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国际社会只能发挥“论坛”的功能，而难以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有效机制。当今世界，为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气候、资源、贫困、传染病、地区和民族冲突、朝鲜和伊朗核危机、金融和主权债务危机等等)举行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首脑级或政府间国际会议，也建立了相当数量各个层级的国际组织，通过了大量世界性或地区性的“宣言”、“决议”、“行动纲领”，官方或民间的政治家们一次又一次地向世界许诺或呼吁，但是，真正有实效的解决问题之举却屈指可数。即使在区域性整合上走在最前列的欧盟，目前也因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而遭遇了严重的治理难题。
    其次，在面对接踵而至的全球性危机时，人类取自以往历史经验的智慧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解读危机的种种言论层出不穷，各种“专家视角”的评述众声喧哗，但至今少见真正有理论创见的前瞻性思想。如果说冷战结束之初人们继续冷战思维的惯性思考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尚属不可避免，那么在二十年后人们仍然难以跳出旧思维的窠臼则是一种思想危机征兆。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体系运动呈现出一系列超越国家和地区的整体结构的矛盾，但在应对危机的理论对策中人们热衷于讨论的仍然是冷战时期二元对立的观念，即：西方/非西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一些前卫学者运用的理论资源也没有超越19世纪和20世纪的思想高度(马克思、凯恩斯、哈耶克等)。于是，人类社会在陷入结构性发展困境的同时也陷入了思想滞后的困境。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性问题已达到无法套用前人经验的空前难度，但尚未出现能够引领解决问题方向的新世纪的思想大师。当然，目前在理论层面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围绕“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以及源于先进地区历史实践而发生的对“现代性”(而非仅仅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些思想之所以有创新意义，是因其对人类当下困境的解读已经超越了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从而为新的“后现代”选择取向(而非传统的社会主义)开拓了思路。但是总体而言，在经历两个世纪的理论探索和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尝试后，人类能否走出自然历史进程的“必然王国”，以自觉的可行的替代性选择进入更具先进、正义和合理性的“自由王国”，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历史命题。
    总之，正是在全球性问题的难解上，我们看到了后冷战时代人类的困境。只要人类的共同体结构和治理能力还停留在民族国家或某种国家集团层面，那么，某些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排他性利益诉求在一定条件下仍然有可能逆历史潮流而动，将人类社会拖入新的冷战式冲突中，甚至不能排除冷战时期被抑制的核战争会在未来的某一次冲突中成为现实(在现实的无国际制约机制的核扩散条件下，既然不能阻止更多的国家获得核武器，又怎么能保证某些缺乏社会力量制约但拥有核武器国家的领导人或军方不会因某种利益冲动而按动核按钮呢？)。由于世界体系层面全球治理机制的滞后，缺乏公共产品支撑的国际体系面临失范的风险，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正呈现出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诚然，我们寄希望于21世纪的人类会随着世界体系结构的演进而找到破解全球化困境的先进理念和治理方案，但当前必须为应对后超级大国时代的“无极化”混乱局面做好准备。人类历史并不总是循序渐进，“断裂”式加速或倒退也是常见的历史现象。
    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历史命题，“冷战的终结”可以成为联结“过去”与“未来”的认知纽带。在这个意义上，冷战史提供的经验和教训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人们能够以历史为鉴，那么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竞争未必会再次导向冷战式对抗，而且从历史的深层反思中人们有可能形成关于未来发展路径选择的共识。否则，人类社会将很可能以不同的(乃至更坏的)形式重蹈冷战的覆辙。当然，冷战史能够提供的历史借鉴不止于此，在很多具体的问题领域，如集团政治、危机控制等，冷战时期的经验教训都是今天的人们不应该忘记的。
    收稿日期：2012－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