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格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一种“二元两极”为特征的世界体系一国际体系复合结构。所谓“二元”，是指这一阶段的世界发生了横向的结构性分裂，这种分裂与此前(16世纪以来)发生的纵向的发展性断层不同，它不是人类文明进化中因现代化进程的时序差异而自然形成的梯次结构，而是人类社会在应对现代性矛盾和危机过程中依据不同的政治理念而追求不同的发展目标所导致的制度性裂变，这种裂变导致的对抗在世界体系层面展开。所谓两极，是指因制度性裂变而形成的两大国家集团各有一个支配性的力量中心，而且两者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从而构成了国际体系层面“两个世界”的对峙。所以，冷战史表达的结构性矛盾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竞争和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之争，更具实质性的是两种对抗性社会制度及其指导性意识形态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梅尔文·莱夫勒(Melvyn P.Leffler)将美苏冷战称之为“人心之争”(For the Soul of Mankind)⑤，即制度认同和选择意义上的竞争和对抗。
    苏联作为一个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大国(Great Power)是在二次大战的特定条件下崛起的，但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面寻求另一种发展道路的新型国家制度建构早在一次大战中已经开始了，这就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开端的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联为首的国际共运是将理论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实践中的落后国家现代化及民族解放运动联结在一起的“世界革命”。其历史意义在于，针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外部冲突，尝试用后资本主义理念为非西方的落后国家提供替代性现代化模式，同时也推动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解构。十月革命的发生改变了俄国社会的发展路径，同时也改变了世界体系裂变的向度和进程。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在制度建构上将自己与资本主义世界分离开来，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尽管在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实践还只是局限在一国范围内，但其影响已经通过与各种反资本主义力量的联结扩散到全世界，成为解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导因素。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早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为在俄国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而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稳定状态，同时，因为有了外在的挑战者而进一步加剧了内在的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当裂变的资本主义世界以美国为中心开始重新组合时，由十月革命发展而来的苏联已经成为另一个建构中的“世界体系”的中心。这种“两个世界”对抗的格局虽然在历史的长时段中仍属于过渡形态，但毕竟改变了世界体系发展的自发性走向，并由此在战后40余年间影响了部分国家和部分地区的发展道路。可见，苏联在二战中崛起后没有延续反法西斯同盟的惯性进入既有的世界体系，而是另组一个针对西方的“社会主义阵营”并非国际政治范畴的政策行为使然，而是根源于十月革命启动的“世界革命”目标，因为“两个世界”的分裂自苏联和共产国际诞生已经表现在“世界革命”的实践中，只是当苏联国力强大后才得以显化为国际体系的“两个中心”格局。
    冷战格局对于推动世界体系的重构具有正面的历史作用，主要是加速了殖民体系的瓦解，为原殖民地国家和其他受制于西方的落后国家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和援助。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战后国际政治中的“第三世界”现象其实是东西方冷战的产物。正如冷战史学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所言，“美苏干涉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和国内结构，第三世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则孕育其中。若非冷战，当今的非洲、亚洲甚至拉丁美洲恐怕不会是这个样子”。“华盛顿和莫斯科都需要改造这个世界以证明它们意识形态的普世性，而新兴国家则为它们的竞争提供了场所”。⑥然而，从长时段来看，由国际政治层面的两极所造成的世界结构的二元性并不是世界历史本质的体现，它所反映的仍然是世界体系重构中的阶段性。世界历史整体运动的客观规律决定了世界体系只能建立在“世界经济体”即资本的劳动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只要世界市场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仍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下，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换言之，企图作为另一个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或地区如果不能在世界经济整体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那么它既不能摆脱既有世界体系的制约，更谈不上取而代之了。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所获得的历史合法性相比，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输出效应只具有短暂的竞争优势。在战后两种制度的竞赛中，以“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自居的苏联模式因拒斥市场经济而逐渐陷入经济效益低下的发展困境，推行苏联模式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竞争的压力下不得不先后走上回归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同时，在非殖民化运动中与社会主义结为同盟的民族主义既表现出对西方霸权的反抗，也表现出对苏联霸权的抵制。所以，即使在冷战过程中，世界体系的重构仍然按其固有的规律调整着世界历史运动的各个层面，其中包括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国际政治朝多极化方向的发展。
    随着冷战进程的发展，尤其到了冷战后期，原来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因素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作用下逐渐弱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苏联集团的制度竞争失败及其变革决定性地改变了冷战格局。“两个世界”的一方退出了对抗性竞争，也同时消解了两极结构，最后以二元结构的整合及两极结构的崩溃结束了20世纪的冷战。因此从根本上说，冷战的结局并不是政治、军事或意识形态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至今仍然存在)，而是社会历史运动中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决定的。人们可以在不同的价值观指导下从事各种选择取向的实践，而且这些实践无论成败如何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世界历史产生影响(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后苏联模式发展道路对20世纪历史运动的影响尤为重大，这是人类第一次试图按理论认识中的“历史规律”改变自然历史进程的努力，其中蕴含的理想主义曾发挥了强大感召力)。但是，世界历史作为整体运动的“合力”趋势总是由世界经济的最发达区域即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域主导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最先进的民族”主导的。⑦苏联模式的失败究其根源即在于社会发展程度的相对落后，虽然能集中国力逞强于一时，但不可能真正成为世界历史的引领力量。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话语在“世界革命”旗帜下也曾经获得落后国家民众的认同，但在持续的发展竞争中终究因其实践形态的落后而失去了“人心”。
    “冷战的终结”并非“历史的终结”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世界体系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裂变、重构后，进入了一个更具一元性的、发展程度更高的形态。冷战后，全球化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已经形成，虽然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领域仍不时出现动荡，但这已经属于新形态中世界体系的矛盾运动，从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历史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周期。
    由于苏联发展模式的失败和苏联为中心的国家集团的解体，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历史性选择的结果，这就是以统一的世界市场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全球性建构。而且，既然“世界经济体”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那么西方类型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将主导全球公民社会的建构。正是出于这样的判断，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在他看来，关于人类文明发展取向和制度选择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随着苏联退出历史舞台而告终结，因为“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这类相对的意识形态”，于是自由民主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⑧显然，这种观点若证之以历史实践，乃是面向“过去”，对20世纪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发展道路选择做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若放到世界历史坐标上，这种解释与20世纪曾经风行过的一些宏大“革命话语”一样，只具有“短时段”的意义。冷战后的历史运动表明，以冷战终结为标志的这一结局并非人类社会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最后结果。西方主导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出一方面表现出“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普世意义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那些20世纪的替代性选择方案实质都是相对落后地区对“现代性”的抵制或反抗，它们在与“现代性”的较量中终因落后而落败。但是，这些替代性选择的失败并不能得出新的选择不会再出现或人类不再需要新的选择的结论。因此，“历史终结”论并不具有对“未来”的解释功能，如同其他种种乌托邦理论，它无法论证继续发展中的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其虚妄就在于将短时段的历史观察升格为长时段的历史理论，将世界历史的一个阶段性变化夸大为终极性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