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受到全球化和跨文化冲突影响的世界，对传统的西方史学研究模式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用多元化、多极化的全球观来描述和分析世界范围内史学的发展演变。虽然18世纪以前，世界上就已经形成了除西方史学以外的至少四种非西方史学传统--东亚、印度、伊斯兰和北非。但以往西方史学界极少把它们放在史学史的谱系中加以严肃对待，即使在面对近代以来各文明区域愈演愈烈的史学交流与对话时，也只是简单地将非西方的史学看做是西方史学与文化的延伸。近年来，虽然历史研究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转向了非西方世界，而且将文化和社会方面也包含了进来，其程度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时候，但史学史的情况则不然，相当多的史学著作仍以西方为取向。加拿大历史学家丹尼尔·伍尔夫的《全球史学史》在这方面有些创新，它是第一部综述了从古至今世界各地史学思想和事件多元并存、互融并进的全球史学史论著。
    一、伍尔夫《全球史学史》蕴含的基本思想在这本书中，作者对世界上主要地区--欧洲、东亚、南亚、伊斯兰世界的史学传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在全书的九章中有六章专门叙述上述地区史学文化的发展。
    首先，该书关注全球语境中早期世界不同区域历史的平等而全面的考察。在第一章中，作者将公元1世纪之前世界各地存在的史学文化作为史学发展的基石，从4000年前的近东文明开始，然后转向了具体阐述“历史”这个词并将缪斯女神克莉奥作为史学象征的希腊，再后是古典文明的继承者罗马。对与之并行发展的东方最古老文明中的中国史学也详加论述，并着重强调了南亚史学与其他地区史学的差异，认为：“南亚的史学文化对认为西方的史学类型是能够表述过去的唯一方法这一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判。”[1](p.23)其次，该书突出传统社会中异质文明的历史变迁与相互关联。第二、三、四章主要考察公元1世纪至17世纪世界主要地区史学，尤其是欧洲史学、东亚和伊斯兰史学文化的发展。在欧洲，来源于犹太教的基督教观点和信仰融入并主导了古典传统的历史写作，随之产生的教会史学背离了古典时代的写作模式。同时，欧洲出现的几个“蛮族王国”中断了西欧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并迫使历史学家和君主们重新构建他们与昔日罗马帝国的关系[1](p.75)。与西方及其他史学传统相比，伊斯兰史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史学传统最晚出现，且是随着7世纪早期伊斯兰教的迅速扩张而突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与伊斯兰教有直接的关系。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史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史学编纂工作在唐代已经“官僚化”了，日本史学当时则是作为中国史学在东亚的一个分支而出现。这一时期，随着世界各地联系的日益密切，也影响了不同史学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对东方财富的需求迫使欧洲人去了解中国、波斯和印度的文明；伊斯兰教经历了中世纪，继续对西班牙、埃及、南非和印度部分地区产生影响；自7世纪就已经出现的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因十字军东征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些都对历史学家认识他们所处的世界产生了影响，从而促进了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的产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穆斯林学者，他们已经开始关注印度和蒙古的历史[1](p.120)。
    15世纪以后，世界各地的史学著作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类型的多样性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历史学作为新政权建立的重要工具和巩固君主及宗教权威的支柱作用一直在加强。在文艺复兴时期和17世纪，意大利的许多被宫廷资助的人文主义者用优美的拉丁文写作历史，以此来歌颂他们的统治，并希望将他们的丰功伟绩和正面形象载入史册流芳百世[1](pp.199-200)。在伊斯兰世界，印度、波斯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已经放弃了早期伊斯兰著作所关注的宗教，取而代之的是将历史作为建立君主权威和中央集权的工具，这更类似于同时期的欧洲君主们[1](p227)。
    第三，该书关注启蒙运动影响下欧洲史学观念的转变，尤其是在近代早期变化思想的基础上产生了“进步的”或“发展的”历史观。第六章和第七章就是探讨欧洲及其同宗的美国史学在18和19世纪的发展以及它们在中国和日本的传播。在近代史学史上，19世纪就像一个水库，过去几个世纪中出现的各种史学流派万宗归流汇聚于此，历史学最终发展成为“科学化”和“专业化”的研究[1](p345)。而它在19世纪向日本和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冲击了当地的史学传统，尤其在日本备受推崇，促进了东亚近代史学的兴起和发展。近代以来，殖民扩张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与此相随的是西方的史学文化对非西方世界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四，该书在考察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同时，十分关注殖民主义背景下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第五章和第八章中作者将目光转向了欧洲殖民扩张的国家和地区。一是关注在早期海外扩张中被征服的美洲地区的史学发展，在这里，欧洲人发现了与他们自身的史学传统大相径庭的历史记录和表述方式；二是随着西方世界霸权的建立，在广大的亚非拉地区通过对自身的传统进行改造和更新来回应西方史学的冲击。
    最后，该书十分关注当代全球史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作者在第九章中论述了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挑战下，20世纪新史学的发展情况与基本走向。
    二、伍尔夫《全球史学史》思想体系的基本特征伍尔夫的《全球史学史》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全球范围内的史学思想、写作以及从古至今史学文化的发展，高度展现了人类对还原、理解和再现过去的努力，并融入了不同的历史传统及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纵观全书，笔者认为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坚持认为历史意识并不为西方独有，而是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
    18世纪末的大卫·休谟和爱德华·吉本等人提出了唯有西方才有历史意识的观点，19世纪的詹姆斯·密尔、黑格尔、兰克等不同的思想家一再阐释这一观念，这种观念直到20世纪中叶还一直在西方的思想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当西方史学认为文字记录是历史写作的前提条件--即任何没有文字体系的人们都没有真正的历史的时候，伍尔夫明确提出历史能够以不同的形态、方式、语言和类型出现。他认为：“尽管主流方向是文字书写，但远古时期就存在的口述传统和证据是历史学家和人们经常使用的另外一种认识过去事件的方法。”[1](p.5)这包括能够描述过去的非书面形式，它们许多是不同于写在纸或羊皮卷这类载体上的(比如美索不达米亚的石碑，或者中国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还有一些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象征符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秘鲁人的结绳记事传统，在前哥伦布时代，安第斯山脉的秘鲁人就将这一方法与口述传统相结合来记录历史，因为他们没有能够记录过去的语言文字[1](pp.5-6)。当然，通过图片或符号记录或传递的历史不同于其在文字文本中所表达的，它受制于许多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但它不再将欧洲之外的前现代世界列入“没有历史的人们”之中，不再宣称书本和纸张对于历史学家是必不可少的。总之，“将社会(或文化)划分为有历史的和无历史的是过于简单和错误的”[1](p.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