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明确否定了西方史学思想的中心观念及其价值评判标准。
    史学史的撰述不能只以西方史学研究为对象，还应当注意到非西方史学的经验与成就，不能单纯地以西方史学模式为标准体系来衡量非西方史学的价值及其发展水平。在一张地图上或一本书中，中心的位置至少应该被认为有相对应的边缘地区的存在，有时我们甚至还会为哪里是中心，什么是边缘而争论，但对于大多数西方史学作品来说，它们都不愿将其对于过去的理解放进整个故事中。边缘？空白？附属？无论我们选择哪个词都无法与西方的中心相对应。就像爱德华·萨义德所总结的：各个学科领域里宣称的普遍主义都是一种极端的欧洲中心论。针对这种极端的欧洲中心论，伍尔夫认为地球上出现的各种文明用不同的方法构建过去，形成了它们对过去与现在关系的不同认识，进而发展出不同的术语来表述他们，这些都是他们自身价值的反映[1](p.7)，因此也要根据他们自身的标准而非当代专业历史学家极其狭隘的标准来判断；所有的史学文化都是不同的，也不应该以相同的方法来衡量他们。另一方面，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向读者展示世界各地的史学发展成果，从而创造出一个五颜六色而又毫无意义的史学万花筒，“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重写东西方同时并存的史学，就会陷入失去自己观点的危险之中；我们将无法看到宏观的景象，尽管它可能只是零碎的；同时也不会意识到不同史学类型的重要性和伟大之处，以及相对的衡量标准”[1](p.10)。因此，伍尔夫具体论述了史学观念在世界各个地区的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并总结出了多元化的史学实践与经验。
    第三，从史学交流的视角研究西方与非西方史学的关系。
    全球化进程中，文明之间的交流使得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受到挑战，不同史学传统的交融和碰撞也最终模糊了它们之间的界限，甚至重新改铸了彼此的史学模式。伍尔夫认为：“各种史学文化不应该被完全孤立地进行研究，就像世界史是关于不同人之间相互交往和冲突的故事一样，史学史本身也说明了对过去认识的不同模式也是经常发生联系，甚至是相互影响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单向的。当西方史学已经成为必然的主流模式时，它也深受与之接触的其他史学的影响。”16世纪，西班牙的史学写作对如何书写新大陆被发现之前的历史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近代早期写作这些历史的传教士们却让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当地可用的口述和图像等资料[1](p.8)。在经历了一个急剧变化和前所未有的扩张时期后，欧洲人认识到他们的史学模式既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是能够被广泛使用的。西方史学在全球范围内与其他史学交流和碰撞时，似乎都采取着主动的姿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事实上，“即便是西方史学最忠诚的仰慕者，也不能完全地将欧洲的史学方法完全移植到当地的社会中。许多时候，他们需要经过修正才能被广为接受”[1](p.16)。特别是到后现代阶段，西方史学受到了来自内外两种力量的挑战，即来自内部的后现代主义和来自外部的非西方地区的后殖民主义的挑战。
    第四，将史学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变迁联系起来，注重两者之间的互动与影响。
    自20世纪以来，国内外已经出版了多部关于史学史的著作，但这些著作仅局限于史学研究本身，常常就史学说史学，观察角度比较狭隘。自古以来，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商贸往来、领土征服以及宗教皈依对各地史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们“使一种文化能够在远离其本土的地方找到它的踪影。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就是明显的例子”[1](p.178)。13世纪，蒙古人席卷了欧亚大陆，除在中国建立了元朝，成吉思汗的子孙还在波斯和中亚建立了许多附属的汗国，他们虽位于伊斯兰世界，但历史写作却受中国史学类型的影响更多；莫卧儿帝国在将印度伊斯兰化时，虽不及美洲征服者将其基督化得那么彻底，但对南亚的史学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p.179)。而近现代史学研究范式的出现则与近代以来西方的工业化、政治制度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殖民主义的扩张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结合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以文明的冲突与交流为主线，考察截然不同和各自独立的史学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产生与发展成为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
    丹尼尔·伍尔夫的《全球史学史》不仅展现了世界历史语境中各种历史意识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社会文化背景，而且从内外两方面考察了世界史学的发展进程，既注重描述历史意识和历史写作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和发展，又将世界各地区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作为史学演变的动力。因此，伍尔夫在该书中所论述的史学实践表现了一种多元并存、互融并进的历史观和注重史实与辩证综合的史学研究方法。
    三、伍尔夫《全球史学史》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全球史研究的学术热潮。全球史学以全球为研究视角，否定“国家本位”，将“社会空间”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位，力求摆脱“欧洲中心论”，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2](pp.8～26)，主张“跨文化互动”的研究。全球史学者主要以L.S.斯塔夫里阿诺斯、W.H.麦克尼尔和杰里·本特利等美国学者及其著作为代表。随着冷战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史”和“全球史观”的影响范围亦不断扩大。
    然而，全球史学是否真如其所标榜的那样脱离了“欧洲中心论”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笔者认为作为整体主义研究视角的全球史，在实际研究中并没有完全脱离“欧洲中心论”的窠臼。首先，由于知识的局限性，全球史学家难以真正做到对全球历史的全面了解。全球史涉及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而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掌握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字，不能直接阅读当地学者用母语写作的著作，不可能直接使用当地原始的资料文献。在缺乏理解基础上写作的“全球史”无法令人信服。其次，任何史学家都难以克服其所处时代、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对史学观点的影响。虽然巴勒克拉夫主张建立一种“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出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3](p.126)的历史观，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试图排除任何一种中心论，以站在地球之外的身份和眼光观察整个人类历史的全过程。但实际上，观察者无论站在哪里，他都带着自己时代的眼光和价值判断标准，无法做到真正的客观公允。第三，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一直是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现今仍是如此。美国作为全球史的发源地和主要阵地，在宣扬全球史观时常常会带有美国国家利益的倾向。被认为是全球史学代表人物之一的麦克尼尔就曾坦率地承认，“在本书写作的1954至1963年期间，正是美国依靠它绝对的优势地位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达到顶峰的时期。因此，我对过去世界的认识被认为只不过是将美国的霸权合理化，并通过提出类似于一直都存在的文化优势和传播模式将二战后数十年的形势放入整个世界的历史中”，“《西方的兴起》应该被认为是美国在二战后帝国主义情绪的一种表露”[4](pp.1～21)。此外，作为全球化发展的产物，全球史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全球化和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烙印。而事实表明，三十余年来的全球化过程，并非是“全球”的全球化过程，而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过程；“全球史”也不是“全球”的全球史，而是仍直接或隐含保留有“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史[5](pp.18～30)。
    既然无法超越“欧洲中心论”，全球史学者在宣扬“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时必然无法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进程有深刻的分析和认识，而其缺乏史料依托的史学著作也难以得到专业史学界的认同。当全球史学以不同的方式在国内学术界构成影响，国内学者易于沉湎于杰里·本特利等史学家以欧洲中心、西方中心，乃至美国中心为内核的所谓全球史学的背景下，因此，探讨丹尼尔·伍尔夫《全球史学史》所蕴含的多元并存、互融并进的历史观，或许可以给人们以崭新的启示与史学的真谛。
    原文参考文献：
    [1]Daniel Woolf.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2]William H.Mcneil.The Changing Shape of World History[J].History and Theory,1995(Vol.34,No.2).
    [3]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William H.Mcneil.The Rise of the West after Twenty-Five Years[J].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990(Vol.1,N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