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朝鲜战争研究领域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公开出版的档案文献资料和相关的回忆录也为数甚多。其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改革开放至1980年代后期中国档案文献的发表；(2)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前期俄国档案解密；(3)1990年代中期以后至今的十余年。
    第一个阶段，中国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出自军队研究机构和军方学者，如姚旭著《从鸭绿江到板门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国防大学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等。这些论著普遍使用二手资料，研究内容局限在军事历史领域。总体说，学术性不够明显。
    第二个阶段，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有关朝鲜战争的中国档案陆续公开为契机，中国学术界出现了研究朝鲜战争的热潮，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专著开始问世。如徐焰的《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谭旌樵等编《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齐德学著《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华庆昭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王焰等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这些研究成果使用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中国档案文献，华庆昭的著作还利用了英文档案材料，学术性色彩较浓厚。但除个别著作外，研究依然集中在纯军事史方面。
    第三个阶段，即本文重点介绍的时期，随着俄国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逐步解密，中国学者的研究在充分使用中方文献的基础上，开始大量利用俄国解密档案，朝鲜战争研究真正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次掀起的朝鲜战争研究热，于2000年战争爆发50周年和2003年战争结束50周年达到高潮，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这一时期，中国的朝鲜战争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注重对国外解密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利用。
    毋庸置疑，俄国政府于1994年开始公之于世的有关朝鲜战争的大批档案，对于朝鲜战争研究具有难以估量的学术价值。使中国学者能够尽早看到且能够充分利用这些解密档案，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沈志华所做的贡献最为突出。他自费组织专业人员分赴俄国和美国，收集了近15000件俄国档案(其中包括大批有关朝鲜战争的资料)，并随后进行整理和翻译工作。1996年，沈与军事科学院合作，将整理好的第一批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约270余件)翻译、编辑成册，供内部研究参考(即当时学界传阅的“白皮书”)。①这项工作的完成，使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几乎是同时看到了俄国解密档案。当时在俄国仅个别杂志刊登过少量朝鲜战争档案全文，而韩国在报纸上只刊登了经过编辑的叶利钦交给金泳三的部分档案摘要，且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至于译成英文刊登在美国专业刊物的俄国档案，也只有130余件。②此后，沈志华又将朝战期间中苏关系的档案(138件)发表在1997年的《世界历史年刊》上，并不断在一些史学杂志上和其本人的研究论著中刊载一些经过整理的新档案。③2002年8月，以沈志华为执行总主编的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但十分遗憾的是，有关朝鲜战争(包括中苏关系)的档案未能包括其中。为了让更多使用中文研究朝鲜战争的各国学者能够充分利用俄国解密档案，同时也为了推动这一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深入发展，沈志华于2003年在中国台湾出版了已翻译成中文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三卷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其中收藏700多件俄国档案(包括附件)。这是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最全的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集。此外，在沈志华收集整理和编辑的共56卷涉及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的俄国原始档案中，直接与朝鲜战争有关的约2000余件(未翻译出版)。④沈志华已将这些俄文原始档案分别复印或刻录，并交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资料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和(中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与此同时，美国档案中有关朝鲜战争的文件也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中美关系史专家陶文钊、牛军花费数年时间主持编译的《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收入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美国政府解密文件。此外，沈志华和杨奎松任主编、邓峰任分卷主编的《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12卷《中国与朝鲜战争》(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专门考察了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对中国的情报搜集和分析状况，并在该卷中展出几十件翻译过来的美国有关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情报档案。⑤1990年代后期至今，有关朝鲜战争的中国档案文献进一步披露出来，而且规模空前。首先，1997-2000年中国陆续出版了一批文件集和利用档案编写的年谱，如《周恩来年谱(1949-1976)》、《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以及《彭德怀年谱》、《聂荣臻年谱》等，其中公布或引用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问题的电报、信件、指示、报告等。其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主办的《党的文献》在2000年第5期上公布了《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朝鲜作战的一组文电》(20件)和《毛泽东谈中国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1970年10月10日)》。最后，一些可以接触到原始档案的国家研究机构编写的学术著作，也开始大量披露与朝鲜战争有关的档案文件，如军事科学院的三卷本《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周恩来传》和《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李捷合著的《毛泽东与抗美援朝》在附录中公布了16份档案文献。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辑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则登载了有关朝鲜战争的几十件档案。⑥除了档案文献，中国还出版了一批颇具史料价值的回忆录和访谈录⑦，使学者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当事人的口述材料，解读档案，理解文献，追寻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