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1603～1868年)统治下的江户日本在清王朝的区域构图中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在那一时期，清朝中国是东亚区域的政治经济核心，维持由明王朝所构建的区域秩序。原则上，清朝周边各国必须首先履行“册封-朝贡”的政治手续才会被允许加入由王朝规划的“朝贡贸易体系”，进行经济活动，并在同中国的贸易中享受到优惠待遇。
    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即处在“册封-朝贡”政治体制之下的官方贸易，开始于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年)足利幕府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在任时期(1368～1394年)。但由于从15世纪后半期开始，日本逐渐陷入内乱，事实上，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日本最后一次朝贡之后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即已终止。①此后，万历年间(1573～1620年)丰臣秀吉(1537～1598年)入侵朝鲜(1592～1598年)，其间与明朝休战议和之时，在其议和条件的第二条就提出：“两国年来依间隙，勘合近年及断绝矣，此时改之，官船商舶可有往来事”②。由此可见，即使是对明朝采取了强硬军事行动的丰臣秀吉，也还是希望能够重开勘合贸易并从中获利。但是，日本的这一要求并未得到万历皇帝的允许，双方重新开战，而最终由于丰臣秀吉在1598年病死，日军撤出朝鲜，日本亦被动地脱出了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
    其后，在德川氏掌权时期，尽管中日之间的官方贸易业已断绝，但是中国民间却一直有商船渡海前往日本，并在幕府的管制下进行买卖。实际上，初期的德川幕府亦曾试图同中国恢复官方贸易，但随后便将“对外交涉”③政策的重心转向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区域政治经济秩序，即主动地脱出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
    到了清代，中日之间虽然没有恢复官方往来，但是清朝政府推出了委派商人赴日贸易并购回朝廷所需物资的政策。④也就是说，清朝在对日贸易方面并没有坚持朝贡贸易体系的规则惯例，而是默认了日本的特殊位置。另一方面，中国商人必须接受德川幕府制定的贸易规则管制，才被允许在日本进行贸易活动。如此，在德川幕府脱出中国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构建日本型区域秩序的同时，中日之间在贸易的主动权上也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现象。
    关于日本脱出中国朝贡贸易体系并构建自身区域秩序的这一过程，此前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外交的层面，讨论近世东亚国际关系的改变、日本幕府将军权威的确立、华夷意识的转变等问题。本文则拟将重点集中在江户前期日本对外交涉政策与对外贸易调控的互动关系上，考察日本的内部政治环境与对外交涉政策的相互影响，分析日本国内生产技术能力对其贸易调控所提供的支持，以及贸易调控导致的生产技术能力的提升。与此同时，本文将这一时期东亚区域贸易结构的转型纳入考察的范围，因为这是江户日本实施贸易调控、构建自己主导的区域政治经济秩序不可忽视的外部条件和远因。
    一 从明朝朝贡贸易体系的脱出--由被动到主动17世纪初，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1543～1616年)统一国内之后，日本官方曾经多次尝试向明朝政府传递希望重开贸易的信号。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德川幕府在对外交涉中经常采用“代理”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日本试图同明朝进行交涉的时候，并不是由幕府将军向明朝皇帝递交国书，而是官员、地方大名等以自身名义向明朝地方官员传递书信。
    同一时期，幕府也以同样的方式，分别通过对马藩、萨摩藩与朝鲜和琉球朝廷交涉，并试图以朝鲜和琉球为中介，向明朝廷传递通商的意愿。这种方式可以使日本在对外交涉中保有余地，即使要求被拒绝，也不至于伤及将军的威严。此外，幕府的举措也表明，德川家康的真实意图，与其说是要恢复旧有的勘合贸易，重新加入中国主导的朝贡贸易体系，毋宁说是要对勘合贸易进行结构上的改变，以维护其刚刚树立起来的政治权威。另需注意的是，在这些书信中，有的加盖有德川家康的朱印⑤，还明确地表明了主旨内容的出处。书信若没有朱印，便不能排除是未经幕府授意的个人行为。
    上述书信虽然均有表达恢复贸易的意愿，但是言辞中不时也会显露出日本作为区域强国的自我尊大意识。例如，在日本庆长15年12月(1611年1月)幕府官员本多正纯委托明朝商人周性如转交福建巡抚陈子贞的《遣大明国书》中，除了要求赐给勘合符，还在论及日本近况时夸耀道：“风移俗易，而追三代之迹，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賨”。⑥除此之外，甚至还可以见到以武力威胁的言辞。例如，庆长5年(1600年)6月萨摩藩主岛津义弘在给福建官员茅国器的信中提出在两年之内恢复勘合贸易的要求，否则，“(日本)诸将再可超沧溟，加之，浮兵船于福建浙江，可却县邑也”。其后，他又说道：“若历及壬寅(1602年)朝鲜域中可屠国破家诛戮人民，勿噬脐。”⑦实际上，江户初期的日本正处在以自身为中心构建区域秩序的摸索阶段，在经历过崇尚武力的战国时期(15世纪末～16世纪末)以及丰臣秀吉的朝鲜攻伐之后，重新回归到接受明朝廷册封式的朝贡贸易体系当中，对德川政权而言并非易事。庆长12年(1607年)，德川家康曾有通过朝鲜使节与明朝廷商议勘合贸易的意图。针对此事，当时幕府的外交顾问僧人西笑承兑(1548～1608年)建议说：“往岁秀吉与明国绝好，常谓有事于明国以朝鲜为前驱，其言未远，人人口铭闻于异域，今勘合事成，可遣进贡船于明国，然则秀吉殁后我威渐弛，似服从于彼乎，愿暂待焉。”⑧由此可见，因朝鲜之役日军并非完败，故而丰臣秀吉摆出的与中国王朝分庭抗礼甚至挑战的姿态在德川政权也未被否定，反而是有所继承。德川家康听从了西笑承兑的建议，为了避免显示出“服从于明朝”，有损日本之“威”，暂时取消了计划。而这一时期，意在同明朝恢复直接官方贸易的尝试也不是日本所采取的唯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