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参见张廷玉等撰：《明史》第二十七册《外国三·日本》，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350页；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36～541页。
    ②参謀本部編『日本戦史·朝鮮役』文書篇、村田書店、1978年、160頁。
    ③本文所使用的“对外交涉”一词，强调的是其政治外交层面的意义，但同时也与近代的“外交”概念有所区别。
    ④参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三编 第十三辑》，张寿镛等纂：《清朝掌故汇编内编·卷十九户政十钱法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2008～2009页；中川忠英编：《清俗纪闻》，方克、孙玄龄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46～450、453～454页。
    ⑤参见：異国日記刊行会編『影印本異国日記-金地院崇伝外交文書集成-』、東京美術、1989年、14～15頁。
    ⑥同上。
    ⑦鹿児島県歷史资料センタ一黎明館編『鹿児島県史料·旧記雑錄後編三』、厳南堂書店、1983年、502～503頁。
    ⑧『続本朝通鑑』、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覧』第五、国書刊行会、1913年、344頁。
    ⑨参见：「呈大明天使書」、「南聘紀考·地」、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四』、富山房、1903年、416～420頁。
    ⑩《大日本史料》、《鹿儿岛县史料》以及《影印本异国日记》均有收录这封《呈琉球国王书》。《大日本史料》将这封书信发出的时间归为日本庆长11年(1606年)9月，又根据其后作为参考收录的《南聘纪考·地》的记录，此书信和《呈大明天使书》是一同由琉球使节带回的，且萨摩藩使者鸟原宗安有一同前往琉球，并被明朝使节召见。而《鹿儿岛县史料》中收录的此信末尾标记的日期则为“庆长14年(1609年)2月”，《影印本异国日记》正文的影印部分中并没有标注此信的日期，但在目录中则标注说明“可能是庆长11年”。本文以《大日本史料》记录的时间为准。参见：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四』、416～418頁。鹿児島県歷史资料センタ一黎明館編『鹿児島県史料·旧記雜錄後編四』、厳南堂書店、1984年、201～202頁。異国日記刊行会編『影印本異国日記-金地院崇伝外交文書集成-』、130～131頁。
    (11)例如，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24页。
    (12)参见：「島津家覺書」·「寬政重修諸家譜」·「島津国史」·「西藩野史」、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四』、201～202頁。
    (13)参见：「中山世譜巻七」、伊波普猷·東恩納寬惇·横山重編『琉球史料叢書』第四、井上書房、1962年、110頁。「中山世譜巻一」、『琉球史料叢書』第五、5頁。「掟(十五ケ條)」、鹿児島県歷史资料センタ一黎明館編『鹿児島県史料·旧記雜錄後編四』、344～345頁。「平均始末」·「中山王来朝」、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覧』第一、国書刊行会、1912年、15～39頁。
    (14)参见：岩生成一『新版 朱印船貿易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85年、60～65頁、127頁、149～176頁。
    (15)参见：鹿児島県歷史资料センタ一黎明館編『鹿児島県史料·旧記雜錄後編 四』、353～354頁。《岛津国史·二十三慈眼公上》中也记录有：“幕府使公(岛津家久)命琉球王尚宁，令谕明人与日本互市通好，明人不听，将用师焉。十月二十八日，公以书告琉球焉。”《大日本史料》庆长15年(1610年)12月15日记录的注释部分认为，幕府命尚宁修书与明朝是在庆长18年(1613年)6月1日，故此记述是错误的。参见：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九』、富山房、1906年、111～112頁。《影印本异国日记》有收录一篇中山王尚宁致大明福建军门的书信，内容与岛津家久所说大致相同，目录标注的时间“可能是庆长16年”，即岛津家久给尚宁的书信也可能是在庆长16年(1611年)。参见：異国日記刊行会編『影印本異国日記-金地院崇伝外交文書集成-』、40頁。本文以《鹿儿岛县史料》的记录为准，但“拒绝通商则进寇大明”的意思是出于德川幕府还是岛津氏尚存疑问。
    (16)参见：「南浦文集·中」、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十一』、富山房、1908年、71～72頁。
    (17)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覧』第五、556～561頁。国史大系編修会編『新訂增補国史大系第三十九巻·德川実紀第二篇』、吉川弘文館、1964年、211頁。
    (18)参见：国史大系編修会編『新訂增補国史大系第三十九巻·德川実紀第二篇』、吉川弘文館、1964年、415頁、417頁。
    (19)参见：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覧』第五、344-3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