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廷虽然没有正式向日本派遣使节，但在日本方面的记录中却有清朝官员造访的记录。日本贞享2年(1685年)7月，一队中国商船抵达长崎，因为随行的有一文一武两位官员，幕府的记录中将这些船定为“商卖官船”。他们告知日方，自己是受福州总督王国安及厦门靖海侯施琅指派负责押运而来，但因为此行时间仓促，所以并未向朝廷申请交与外国的官方文书。日方则根据两人的官职认为他们并非由清朝皇帝直接任命，但却推测出福建官方是根据皇帝的授意才组织了这次行动。对此，日方没有准许商船贸易，同时要两位官员转告福建的上级，此后不要再派官员随商船赴日。在同一年，这一规则也被纳入到对外贸易条例之中。(23)此外，在朝鲜史料中还记载，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有中国商人赴长崎，提出希望能够前往江户的要求，并向幕府传达浙江地方官员欲同日本互结邻好之意，结果被日方拒绝。(24)如果以上史料属实，那么德川幕府便已经很明确地表示了不愿同清朝官方进行直接接触的态度，仅希望将交涉保持在中国商人赴日贸易的层面上。可以推断，对当时的德川氏来说，如果能够在东亚网状的贸易体系中推行日本型区域秩序，要求外商按照幕府制定的规则交易，显然要比加入清王朝规划的区域体系、遵守他人的贸易规则更加合算。而史实也证明，从自身利益出发，幕府的选择是有效用的。江户初期，为了获得中国产品，幕府对中国商人的政策尚十分宽松，以明商周性如为例，德川家康曾授予其朱印状，允许周在任何港口交易，并要求地方对其予以保护。(25)然而，为了便于管制，从1635年开始，幕府规定外国商船仅可以在长崎一港进行交易。(26)此后，由于日本的贵金属在贸易中持续外流，幕府又屡次发出限制法令，至1715年又颁布《海舶互市新例》，在限定交易额的同时又以发放信牌的方式限制来航的外国商船数量。
    信牌的发放在清朝官方引起了颇为激烈的争论，中国商人是否可以接受日本的管制成为朝廷的议题。最终，在康熙的干预下，日本信牌被默许，中国商船得以继续赴日。(27)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可以推断，此时的清朝廷已经默认了日本业已脱离朝贡贸易体系的现状，且对日本自行构建区域秩序，并在交易规则上对中国商人施行管制的行动不准备采取任何主动的措施。相比当初向明朝索求金印、勘合的状况，中日在贸易主动权的方面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局面。
    三 生产技术能力的提升对贸易主动权的影响这种消长状况的出现，固然有国家政策引导的原因。德川幕府在推行其区域秩序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向中国商人显示政治权威。(28)然而，笔者认为另需注意的是，进入江户时期，生产技术的提升也使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相比前代有所下降，并为幕府的贸易管制法令的推行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众所周知，日本在室町时期作为国内通货的铜钱尚需由中国进口。相比之下，德川幕府不但有能力批量制造铜钱，且在日本庆长11年(1606年)、13年(1608年)、14年(1609年)连续发布停止使用明朝铜钱的法令(29)，统一了币制，从中国货币圈中独立了出来。
    此外，在制造业方面，当时属于具有高端技术含量的瓷器是最能体现这一消长状况的产品。17世纪以前，由于技术原因，日本是单纯的瓷器进口国。但16世纪末，丰臣秀吉征伐朝鲜时被掳至日本的朝鲜工匠在肥前有田地区发现了瓷土矿石，并于17世纪初首次在日本烧制出了瓷器。此后，在40年代，赴日的中国工匠又引入了上色技术。日本开始生产青花及其他彩色瓷器。(30)明清交替之际，由于中国商品供给的急剧下降乃至中断，欧洲商人开始转向从日本采购瓷器。当时，荷兰是除中国之外唯一被允许同日本进行交易的国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长崎港内被称为“出岛”的人工岛上设有商馆。
    在商馆的贸易相关文书《分类账》及《发货单》中，从1650年开始有日本瓷器出口的记录。这些记录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官方交易，不包括公司允许下的职员和雇工的个人买卖、中国商船的出口以及走私贸易，且有不少年份的记录缺失，即不代表那一时期日本瓷器的出口总量。(31)但因为是官方文书，所以两份记录在制作当初就比较详细，且其中记录的金额可以以“两”为单位换算成当时在东亚流通的白银货币，所以这些被历史抽样出来的数据依旧是现有的能够反映当时日本瓷器出口状况的最佳材料。(32)由《分类账》和《发货单》可见，东印度公司记录中的日本瓷器年出口总价的较高值集中出现在清朝的海禁时期(1662～1685年)。1685年清朝发布《展海令》以后，由于价格上的劣势，公司在日本的采购开始减少(33)，但是这番经历也使日本瓷器在技术上对外界的依赖大为减少。另需强调的是，由于中国瓷器在此之前就已经在亚洲及欧洲被广泛使用，所以江户时期日本制瓷器的纹样图绘多有对中国的模仿。
    竹永威及矢部良明合著的《日本陶瓷大系·伊万里》一书在阐述中国瓷器对日本瓷器的影响时指出，从庆长(1596～1615年)末年到元和(1615～1624年)、宽永(1624～1625年)年间，在松浦地区平户港有相当数量明末清初的青花及彩绘瓷器卸货上岸，这无疑给当地的窑主和工匠们带来了很大的刺激。在这种影响下，日本瓷器在图样上出现了龙图、凤凰图、唐狮子图、唐草图、唐花图、牡丹图、松竹梅图，纹理上有唐草文、草花纹、纱绫形文、雷文、方割文，字样上有寿、嘉、福、宝等，此外还有汉画、水墨画风格的山水图、唐人风俗图、唐人幼儿图、楼阁图。(34)小木一良在《新集成伊万里》一书中也指出，从宽永时期即已被废弃的有田地区天神森窑的出土瓷器碎片来看，其中大量可见对中国纹绘的模仿。在日本瓷器初期的图录、图谱中的人物图绘绝大多数也都是中国式造型，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对日本瓷器的影响程度。(35)而在现存于欧洲的江户日本出口瓷器中，我们也常可看到中国风格的作品。(36)可以推断，这一现象应当是源自中国产品短缺的情况下，外国订购者对日本瓷器供应商提出的要求。
    此外，许多江户日本瓷器，包括现存于欧洲的出口产品的底部还有“大/太明成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宣德年制”等字样(37)，充分证明了其作为中国同类产品替代物的属性。但同一时期，出口瓷器中描绘日本人物风情的作品也渐渐增多(38)，这说明日本瓷器开始逐步摆脱替代品的身份，在工艺技术达到一定水平的同时，其作为日本独自文化标志的一面也已经被外国买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