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十余年来对朝鲜战争的研究中，中国学者愈来愈重视对档案资料的解读和利用，特别是注重在参照和对比中使用多国档案。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分析中俄、中美双边或中美俄三方档案的基础之上的(如沈志华、牛军、杨奎松、张盛发、林利民、邓峰等⑧)，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利用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解密档案进行研究(如薛谋洪、梅义征、汪诗明、李节传等⑨)。其结果，与以往单纯的宣传性论说不同，在此期的朝鲜战争研究领域中，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弱化，而学术氛围则显得愈来愈浓厚。大家首先关注的是，在解读、分析和对比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的过程中，把历史事实梳理清楚，引证材料讲究严谨，分析问题力求客观，尽量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研究水平正在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也开始凸显出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领域独立治学、独立思考的基本特征。
    第二，国际学术交流愈益频繁。
    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对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同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很少与国际学界交流，但这种状况在那之后便有了很大改观。中国是战争的重要参与方，首先掌握中方档案文献的中国学者自然就占了先机，而不少中国学者又与国外同行几乎在同一时间看到了最新解密的俄国档案，这就为他们深入研究朝鲜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于是，中国学者以中、俄、美等多国档案为史料基础的研究成果很快就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交流与合作也日益紧密。应该说，在朝鲜战争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已经可以在国际论坛上与各国学者进行直接的和平等的对话了。
    这首先表现为中国学者参加和组织国际学术会议的次数明显增加。十余年来，一方面中国学者不断受邀去美国、韩国、中国香港地区参加有关朝鲜战争的国际学术会议，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1996年1月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在香港大学召开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9年11月韩国韩战研究会在仁川大学召开的朝鲜战争讨论会，2001年10月韩国国防部在汉城举行的学术会议“朝鲜战争：停战及其国际因素”。另一方面，国外学者也积极出席中国举办的朝鲜战争讨论会，如2000年10月在丹东和2002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韩双边学术会议。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学者的研究不仅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有些观点已经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如在1996年1月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学者对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报的考证，澄清了国际学术界对中俄两国公布的内容完全相左的同一份电文存在的疑问。2001年3月沈志华、余伟民赴华盛顿参加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的“十年国际冷战史研究”成果介绍会，详细介绍了中国学术界关于冷战史，特别是朝鲜战争史的研究情况。2011年12月，沈志华赴加拿大温哥华，参加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组织的一次有关朝鲜战争的学术会议。国际学界认为，现今召开有关朝鲜战争的国际学术会议，如果不邀请中国学者参加，就不能算作完整意义上的国际会议。
    国际交流的增强还体现为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权威杂志上发表高水平的文章，并且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不断被翻译成外文，或刊登在外国学术杂志上，或被收入到外国学者主编的论文集中，⑩尤其是沈志华的专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2007年修订版)被翻译成英文于2012年6月由全球最大的人文出版品牌之一--英国的罗德里奇(Routledge)出版公司出版发行，(11)从而使国际学术界充分了解到中国在朝鲜战争领域的研究水平。此外，中国学者还经常应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大学和学术机构邀请去讲学或作学术讲演。(12)第三，研究范围迅速拓展，专题研究不断深入。
    如果说十余年前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基本上囿于军事历史，那么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学者们从外交、政治、经济、军事和国内建设等各个角度，对中国与朝鲜战争这一主题展开了立体式、全方位的研究。如中国参战的决策与目标，(13)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以及中朝关系，(14)中国关于停战的决策和策略，(15)中国的国防军事战略，(16)中国的战争动员和社会支持，(17)等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研究还突破了与中国参战本身有直接关系的领域，不少学者开始注意研究美国的盟国参战情况及其相互关系。例如，李节传通过分析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文件揭示了加拿大对朝鲜战争政策转变的原因；(18)汪诗明从澳大利亚解密文献入手阐明了澳大利亚参与朝鲜战争的原因；(19)梅义征在研究德国文献的基础上强调了朝鲜战争对德国在战后崛起的积极作用；(20)薛谋洪、吕杰依据英美等国文献研究英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政策及其同美国的关系；(21)赵学功则主要凭借英国公共档案局保存的档案文件探讨了朝鲜战争对英美“特殊关系”的影响，(22)等等。
    通过对多国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的研读，中国学者对一些重要史事进行了严谨的考证，也对许多国际学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争论。例如，朝鲜战争的起源、中国出兵朝鲜的基本原因、停战谈判久拖不决的原因、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朝鲜战争与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的后果及影响，等等。(23)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使中国学者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
    因此，总体说来，近十余年中国学术界在朝鲜战争领域中的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该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其一，研究的范围还有待进一步拓宽。尽管较十年前有了很大进步，但中国学者的研究还是比较集中在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以及中国参战的过程及其结果等方面，而对于战争所涉及的其他一些重要国家的情况，研究还很薄弱，特别是对朝鲜、韩国、日本、印度等一些与中国参战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甚至尚未触及。
    其二，研究的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对于朝鲜战争研究领域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包括在国际学界已经引起重大争论的问题，中国学者还没有进行深入讨论，如美国究竟是否使用了细菌武器，交战各方对战俘是如何进行管理和甄别的，战争爆发时苏联代表为什么没有及时回到联合国，中国领导层到底有没有得到美国传递的有关使用核武器的信息等等。
    其三，研究的队伍还有待进一步扩大。中国学术界参与研究朝鲜战争的学者数量相对比较少，而能做到对档案文献进行深入分析且提出有影响观点的学者更不多。在冷战史学科方兴未艾的今天，面对研究领域中众多未开垦的处女地，需要有更多的年青学者加入朝鲜战争的研究行列。
    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有赖于中国以及俄国、韩国、朝鲜等有关国家不断开放和解密档案文献，进一步解除意识形态的禁锢，营造一个和谐而宽松的学术环境，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学者自身的努力，提高理论素养，加强问题意识，特别是要踏踏实实地去收集档案文献、解读原始文件，把研究建立在充实、客观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