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国，争取海外华人群体，将台湾扶植成为“自由中国”象征的问题。在亚洲，困扰美国的一个特殊关键问题是海外华人群体与中国大陆天然的纽带关系及其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可能性。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制度优越性的较量，其中，国家威信力和影响力占有很大比重。在亚洲的冷战对抗中，中美威信竞争是美国关注的焦点，而东南亚华人群体的人心所向和政治倾向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在对海外华人问题进行考察时，“行动协调委员会”成员相信，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学生选择去大陆学习，是因为中国向外展示了大国形象，威信不断增强，因此这些学生希望能够与代表“未来方向”的力量结成联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方面是有组织有目标的进行这场(冷战)斗争的，“几乎所有选择去共产党中国学习的海外华人学生都受当地共产主义组织或个人的影响……得到其经费资助”(46)。即便是在共产主义影响力较弱的地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资本主义理论和有关帝国主义的分析都非常有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反西方的态度和立场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上述形势促使美国必须改变当地学术机构和学术圈的政治氛围，“为此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具有合理性”(47)。为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美国政府制定出针对东南亚华人的一系列应对策略。根本目的是要在整体上增强对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台湾的教育援助项目，将东南亚华人学生吸引到“自由世界”一边。官私组织合作在针对东南亚华人的教育项目上体现得也非常明显。福特基金会很早就关注到东南亚华人的教育问题，担心“红色中国”正将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青年吸引回中国接受教育。因此，包括福特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在内，一批美国私人组织为新亚书院和一些研究机构投入数百万美元，来挽救这场东南亚“教育危机”(48)。为便于行动，亚洲基金会将其在东南亚的地区办公室设在了香港。除了为美国新闻处针对海外华人的信息和教育项目提供支持(49)，亚洲基金会还资助了一个友联出版社，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资金。友联出版社之下设有一个友联研究所，主要从事针对中国内地的情报和研究工作。在教育方面，友联出版社一方面通过兴办华文报刊，如《中国学生周报》、《大学生生活半月刊》和《儿童乐园》等，来影响各个年龄段的青年人；另一方面直接出版中文教科书，并把这些教科书送到东南亚华文学校。这是因为在“海外华人项目”的实践中，美国发现，“‘台湾教育部’办的教科书，很多地方不太愿意采用”(50)。此外，亚洲基金会还参与了援外事务管理局的项目，在台湾扩大大学的设施和规模，以吸引更多的海外华人学生(51)。
    三、海外教育援助项目与美国基金会在冷战中的新使命海外教育援助在美国历史上早已有之。而美国个人(传教士)和私人组织亦很早就积极参与其中。早在1900年前后美国讨论对华庚款返还的用途时，就有来自官私两方面的声音支持美国将返还的庚款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然而，包括庚款办学在内的美国早期海外教育活动，既无统一的思想指导，又无长期的政策安排。应该说，美国官私组织在海外教育活动中的长期稳定合作，美国海外教育活动的“意识形态”转向，是在冷战中实现的。
    (一)基金会在海外教育援助项目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从美国针对亚洲开展的教育援助项目来看，基金会具有官方机构无法企及的优势。它拥有相对充足的、可以灵活使用的资金；它可以对内整合知识群体和教育资源，对外使用与受援国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更重要的是，基金会可以使海外教育项目避开“美国官方介入”的嫌疑，从而推动项目的顺利实施。
    与传统上认为基金会参与诸如教育援助项目这样的政府项目，资金必定来源于政府的观念相反，已有文献揭示，大量项目资金是由基金会提供的，后者因此对项目的实施和走向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美国政府一直面临经费紧张、人员不足、沟通渠道不够广泛等难题。行政机构承认，直接或间接实施海外教育项目的私人组织，如基金会、志愿对外援助机构、宗教组织、联合国特殊志愿者项目和一些商业机构，其活动的规模要大于政府的官方努力。1950年代中期，有1000多个官方和私人组织从事海外教育项目，其形式从资助一名学生赴美学习到大型技术合作项目，不一而足。据估计，仅(教育)交流项目，就有至少300个私人机构和30个政府机构在实施(52)。根据国际教育协会(53)调查显示，在美国政府和美国基金会的共同努力下，1957-1958学年共有43391名外国平民学生在美学习。美国政府提供全部或部分资助的有2876名；私人或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学生人数则是12770名(54)。另据美国中情局官员的说法，1959年来自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交流学生有16000人(55)。换言之，在数量庞大的亚洲赴美学生中，很大一部分资助是由私人基金会提供的。
    美国推行海外教育项目必须利用美国知识界和教育界的各类专业人员。然而，传统上，美国大学中的教育者对于政府控制或政府指导都非常反感，但对接受基金会的资助却没有心理障碍。这是艾森豪威尔在贝勒大学建议中提出要敦促美国个人、私人基金会和私人组织扩大其对海外大学援助的主要原因(56)。前述亚洲基金会在实施“亚洲图书”项目和针对东南亚华人的教育项目时，都充分调动了美国国内的资源。福特基金会整合国内教育资源，并将其应用于海外的能力更是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后期，福特基金会非常关注欠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问题，其项目重点大多集中于当地发展规划和教育体系。以巴基斯坦项目为例，福特基金会利用哈佛大学的智力资源，在巴基斯坦资助成立了三个工学院、三个家庭经济学院和一些乡村援助研究院，支持各种教育事业的推行(57)。
    基金会在对外联络和沟通方面，也比官方机构更具优势，能够为官方教育援助项目提供广泛接触受援国私人组织和个人的沟通渠道。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心理战政策制定者已经注意到语言在传递信息和思想方面的关键作用，美国新闻署和国际合作署都试图利用英语来实现其冷战目标，但也同时发现，美国官方很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或许是涉及文化和国家威信最为敏感的领域。它费时甚巨，有时是几年的时间，才能与当地教育者建立起互信，也才能与其合作，有效推进美国的教育项目。”(58)正因如此，当美国国务院试图在越南扩大其英语教学项目时，不得不向诸如亚洲基金会这样的非政府机构询问其是否有资源和计划在这一领域展开行动。为便于类似项目的开展，美国行政机构决定，此后“在设计美国政府发起和资助下的英语教学项目的规模和类型时，应当始终将非政府资源考虑在内”(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