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当代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中，吴于廑先生无疑是世界史学科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通观”，以其博大深邃的学术思想彰显出崇高的学术境界，多年来一直滋养着诸多后辈学者和莘莘学子。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日益拓展的今天，重温吴先生的这一巨大学术贡献，无疑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笔者仅在此拿出个人的体会与学界同仁分享。
    一云南昆明的滇池西山，在通往龙门途中有一幅石刻对联：“置身须向极高处，举首还多在上人”。这一寓含着山势险峻和人生哲理的对联，给致力于史学研究的吴于廑先生带来的是崇高学术境界的遐想。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在昆明参加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年会期间游历西山，于攀登途中看到这一对联，旋即将之与治学的学术境界联系起来。他感悟到当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正可映射此景，于是将此联改为“置身须向极高处，放眼通观大世间”。他解释说：
    这里说的极高处，是指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极高处。把自己置身于这一理论的极高处当然不容易，但我们可以有志于此，所以说是“须向”，就是应当向极高处努力。能够站得高一点，就便于放开眼界，开阔视野，对这个广大世界的历史加以通观，进行全局的考察。①先生这里所云的“通观”，从字面意义上看，似是一种对历史的整体、综合的考察，属于理路(认识论)、方法(方法论)的范畴，但仔细考量先生的著述，其间却包含着求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性这一宏大学术理想。因此，在数年后，先生在其授课讲稿中谈到历史的综合考察时指出：
    这里所说的历史综合，实即是对历史全局的通观。若按中国传统史学的说法，近似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通观在时间上可以为断代，在空间上可以为局部地区、为国别。不限断代、不限地区国别的通观，则是以世界为全局，自远古以迄当代，作历史的全局综合，通观全人类的古今之变。②由上观之，吴于廑先生所提倡的“通观”是以一种整体、综合的研究去考量历史发展的状况，求得对其中历史变动趋势的理解与认知。这既可以是应用于对某个局部地区、国家的历史发展的研讨，也可以是打破断代、国别的界限去通盘探索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而对吴先生自身来说，他所追求的则是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通观”，是一种包纳了整体、综合考察的宏大学术视野与路径。他指出，在世界历史的编撰学中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中心论。在近代以前，受各种局限，东西方的史学家在撰写自己已知的世界的历史时，都有其独特的中心论，基督教国家中心论和伊斯兰国家中心论即是如此。到了近代，兰克等人建构的西欧中心论更是一度盛行，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受到质疑：
    因此，世界客观形势的发展，已经为我们提供这样一种可能：以世界为一全局，而不是以主观规定的某一地区或某一种族为中心，来考察、研究、著作世界的历史。我曾经称此为“世界观点”，这个观点既排斥西欧中心论，也排斥其它中心论，包括带有某些历史感情色彩的亚洲中心论。③吴先生说的“世界观点”，就是他上述所强调的整体、综合研究世界历史的视野和路径意义上的“通观”。如果再深入探究，吴先生这一“通观”或“世界观点”更含蕴着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性的追问与探求。这一宏大学术理想的学术要旨，就是要突破长期以来盛行于西方史学界并对东方学者深有影响的“西方中心”论，打破世界史研究中所存在的条块分割的碎片化的格局，探索并勾勒出“历史怎样发展成为世界的历史”这一“主题”，并揭示这一主题中所包蕴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性，④并建构起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科学体系。
    在世界史研究学科发端最早、学术积淀最深的西方史学界，强调整体、全局地研究世界史之理路甚至是欲以此探求某种趋势、法则的学者不乏其人，而在中国史学界则寥寥可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充分地借鉴西方的史学成果和中国本土的历史资源来系统地阐发“通观”理路、并以此对世界历史进行诸多研究实践的史学家，非吴于廑先生莫属。
    二吴于廑先生的“通观”学术思想，源于他广博的知识结构和深厚的理论素养。吴先生求学时代曾在西南联合大学读经济学的研究生，对亚当·斯密、李嘉图等诸多名家的著述多有涉猎，并萌发了历史比较的想法，曾撰写过有关士与古代中国统一运动的历史论文。后来留学哈佛，浸淫西方学术时也仍然用中西比较的眼光去审视一些问题，如中古前期西欧封建诸国与中国古代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在君权、法律方面的比较。留学回国到武汉大学从事世界史的教学后，先生对西方史学史、希腊古典城邦、中古前期西欧政治史、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中的不少问题曾进行过个案研究，尤其对从兰克史学的客观主义、斯宾格勒、汤因比、丹尼尔夫斯基等“形态学派”的历史理论乃至巴勒克拉夫的史学学说，都有深刻的解读与体悟。他既洞见这些史学家的某些唯心主义理论与缺陷，如汤因比的保守思想及其对中国文明乃至希腊文明的误读、对文明承续的谬释，同时也看到了其中有价值的要素，如整体的社会形态或文明形态研究、不同文明之间的挑战与反应的研究、特别是对启蒙主义以来“西方中心”论的质疑与否定。这些都为吴先生日后在发掘本土资源特别是批判地借鉴西方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世界史的“通观”探索作了深厚的铺垫。
    吴于廑先生世界历史研究之“通观”的酝酿，更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他在编撰四卷本《世界通史》的过程中发现以往编著和译述的世界史，因为受某种中心论的影响，“较流行的体系是按社会发展分期，以‘先进’地区或国家进入某一新阶段为断，逐一叙述各地区、各国或各民族的历史”。由这样的理路来编撰，“对列于‘先进’之外的各地区、各国的历史，是强其削足适履”，如此撰写出来的则是各地区、各国或各民族历史的堆积而非全局彰显的世界历史。为了寻找新的路径，吴先生积极从唯物史观中发掘教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关“世界历史”的理论对他大有启迪。在唯物史观看来，“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是各民族的生产与交往方式突破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相互间的分工差别愈益消失的进程中逐渐凸显的。吴先生认为，这一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世界历史并非“自始就是世界性的，其自身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应该作为其以“通观”来编撰与探究历史的理论依据：
    以此为据，很显然，考察和研究世界历史，不能以逐个考察世界的各个局部为已足。更为重要的，是应当考察随着社会生产发展，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怎样打开彼此的闭塞，怎样在愈来愈大的范围里相互交往、接触，最后怎样汇合为紧密联系的世界历史。⑤正是依据宏阔解读与把握历史的“通观”，吴于廑先生放宽视域，打破历史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对历史如何发展与融汇成为“世界历史”作了诸多睿智独显、见解精深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