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之冲击的探讨，是吴先生在以“通观”审视“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他认为，在近代以前，农耕时节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高度的文明，因此，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出自农耕世界，本能地把以战车、骑兵征讨、蹂躏农耕世界的游牧、半游牧民族“看做是历史上的破坏力量”。这样的歧视甚至影响到近代的西方人。不破除这种偏见，“就不可能客观地、如实地考察游牧世界诸部族冲击农耕世界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过程中的意义”。⑥在吴先生看来，在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形成后，这两个世界必然并列并发生各种内部、外部的矛盾，由此形成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几次大冲击，“必须从超越地区和国别的广度，来考察它们在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史这个漫长过程中的意义以及这种意义的限度”。⑦由此，吴先生对欧亚大陆自古代到公元13、14世纪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三次大冲击浪潮，作了全景式的扫描与解读，并阐述了这些冲击“为历史之发展为世界史”的积极意义的影响：一方面，通过这些冲击，“两者之间扩大了通道，彼此都向对方学得自己所缺少的某些技术”，如农耕民族学到了游牧民族的战车与骑射之术。后者从前者学到的东西更多，如金属冶炼和器物制造等方面的知识，从而产生巨大的客观影响。他指出，蒙古人、突厥人和帖木儿的战争征服带走了很多工匠，本为供应生活和战争需要，但是：
    发展着的历史却通过这一点，当事者的他们所无从意识到这一点，向游牧世界散布农耕世界经济文化的影响，为多少打开各个民族的闭塞，向程度越来越大的世界史发展尽到了他们自己意识不到的力量。⑧在吴先生看来，游牧民族的军事征服，对农业民族的经济、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摧残，但随着他们在被征服地区的定居，都必然要被农业民族的文明与文化所同化。因此，他们对农耕世界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各民族之间封闭自守的状态，“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进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⑨不过，吴于廑先生在对上述问题进行相关的学术思考中清醒地意识到，尽管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与“归化”是世界历史酝酿的一个重要进程，但“农本经济”本身带有狭隘的、相对闭塞的属性，要让建立在其上的各地区、各国的历史摆脱孤立发展演进的状态，逐渐演绎起相互联系的整体的“世界历史”，还有一段必须跨进的历程。这一历程是在16世纪前后的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西端率先发轫的，主要表现为封建的“农本经济”转向商业和航海的高涨并由此开辟出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而突破农耕世界的闭塞，逐渐将整个世界联结起来。基于这样的认知，吴先生又对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作一宏阔的辨析，着重从西欧的变动来说明由农本到重商的历史转折。在他看来，在封建时代，东西方盛行的是以农为本的根本经济准则，“封建的欧洲各国也都建立在农本经济的基础上”。⑩中国古代有儒家的“重本抑末”主张、士农工商之阶层的划分，而中古西欧基督教对工商业活动的鄙视与教士、贵族、城乡劳动者的阶层划分，都足以说明，“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重农抑商，可谓概莫能外，是无间东方和西方的通则”。(11)同时，吴先生指出，中西封建农本经济都具有自足性质，具有持久的韧性，这是因为两者大体上都是为了满足衣食需要的耕织结合。不过，吴先生敏锐地看到了中西农本经济的差异。其中之一，就是对牲畜饲养的需要不同。牲畜饲养在农本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远远大于中国，因而农村的家庭纺织主要是毛织，养羊业由此在英国等地勃兴，埋下由农本向重商转变的种子。此外，西方封建农本经济远不如东方的那么有韧性，因而能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产品的交换过程中发展起商业和城市。商品经济最初并非是与农本经济对立的，城市也不是封建制度的对立物，但它们的发展逐渐对封建社会经济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侵蚀和分解作用，由“非对立的关系变为对立的关系”。(12)最终，在15、16世纪毛织业日益发达的英国和尼德兰，完成了“对封建欧洲农本经济的最初突破”。(13)他指出：
    尼德兰和英国发生的上述变化，是沉沉农耕世界打破自足经济闭塞状态的起点，是资本主义进入世界历史的起点，在海道大通条件下开辟世界市场的起点。有了这个起点，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之间的闭塞状态将逐一遭到突破。(14)这个突破的过程虽然还需要两三个世纪的时间与物质生产方面的新的飞跃，但尼德兰和英国的变化，则是这个重大转折的开始。在新航路开辟和世界海道大通的最初两个世纪，对外贸易、航海和造船业的发展、殖民地的掠夺与开发，就构成了尼德兰、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重商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最终促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确立，人类的历史开始彰显出“世界历史”整体架构。由此吴先生强调：
    这个变化是与西欧封建农本经济转向重商的过程，也是旧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过程相伴随的。这个变化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15)在论述西欧从农本向重商的经济模式转型中，吴于廑先生敏锐地觉察到，这实际上是“农耕世界开始转向工业世界的行程”，(16)毕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重商主义的推行，是以工业的发育与成长过程为前提的，反过来又推动了这个进程的拓展。因此，他进一步切入到西方的农耕世界中，去探究工业世界的孕育。吴先生认为，农业是商业和工业的基础，西方的重商主义研究者常常将两者对立起来，“看不到新旧时代之间的历史连续”，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在当时，农业是社会生产的基础，“没有农耕世界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前提，重商主义为之前奏的近代工业世界，就不可能出现”。(17)他通过对英国、尼德兰的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和生产剩余量的增长，论述了商品交换尤其是毛纺织业和采矿、冶金等其他乡村工业逐渐萌生与勃发的状况，进而论述了以此为端绪的不断向近代工业发展的历程，及其最终对工业革命的促成。由此而建构的工业世界，既“是生产节奏紧密、时间感很强的世界”，同时“是技术的世界”，更是一个“不断机械化、不断追求工效的世界”，这就使它带有最大限度地追求收益、无止境的膨胀扩张、不断地驾驭和改造自然的鲜明趋向，使得它不仅最终从生产生活节奏缓慢、自给自足、不求时效、顺应甚至是崇拜自然的农业世界脱颖而出，而且势必对仍然处于这种状态的非西方的农耕世界形成巨大的冲击。(18)这样的冲击是一个“对外扩张的世界”对一个“固守闭塞的世界”的冲击，是两种文明层次的世界的碰撞。先进的工业文明拥有历史上的游牧文明所没有的强大的经济与技术的扩张力量，农耕世界无法再走闭关自守的老路。
    接下来，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如何应对西方新兴工业世界的冲击呢?这自然也被吴于廑先生纳入其“通观”的考量之中。他不仅阐述了英国工业革命促使法、德、俄三大国告别传统农本经济而跨入西方工业世界的历程，而且对奥斯曼土耳其、萨菲伊朗、莫卧尔帝国、中华帝国在冲击下的经济变动、政治改革和民众起义都逐一审视。他认为，直到19世纪末，尽管这些国家的农本经济遭到摧残而发生变异，近代工业开始萌发，观念层面也多有变化，且发生了程度不一的政治改革，但对西方挑战的回应，“都还没有找到一个切合自身历史的途径”。(19)唯有日本主动地迎接挑战，“作出成功的、合乎历史趋向的反应”，通过明治维新而变革政制、兵制和传统的农本经济迅速进入起于西方的新兴工业世界。(20)通过探讨，吴先生在总结时指出：
    能从根本上变革传统农业体制者，反应多有成效，否则反是。这里说的成效，就短期而言，是适应近代工业化的需求，为一个国家进入工业世界拓宽道路；就长期而言，是推动农业自身的工业化。……历史上孕育了工业世界的传统农耕世界，不仅在工业世界的冲击下发生根本的变革，而且最后也要融入工业世界。这一前景已不在远。(21)这一论述不仅是对亚欧农本国家对西方工业世界冲击之反应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而且也是对人类世界终重建构起完整的“世界历史”的一个前瞻。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出如此前瞻时，吴先生也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本质予以了揭露和批判，并在其中寄寓了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走向的人文关切：
    兴起于西方的近代工业世界，是资本主义制度支配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无限利润追求，决定近代工业世界的无限扩张，也决定进入工业世界各国之间的无尽无终的争夺。近代工业世界是一个少和平、多暴力、少公正、多凌夺的世界。这个世界也在期待着历史的根本变革。(22)吴于廑先生的上述一系列研究，总计不过十万字，但却以其博大的历史视野，聚焦于欧亚大陆各地区、各民族、各国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它们之间挑战与回应的交往方式的演进，勾勒出人类从史前时代到当代的社会文明的演进、发展与更新。这一探求“世界历史”建构及其内在逻辑与客观规律的“通观”，集中彰显了一位历史学家的崇高宏阔的学术境界：从整体全局的角度，来全景式地梳理、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与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