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先生依据其“通观”所作出的这一颇具建树性的研究，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研究与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意义。众所周知，在建国后开始起步的我国世界史研究，由于前苏联史学界理论僵化的影响，一直处在“五种生产方式”论的束缚之中而难以拓展。此外，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政治路线的干扰，特别是在“文革”动乱的摧残下，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所取得的一些积累被湮没殆尽，出现“花果飘零”的惨景。改革开放后，虽说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为史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的春天，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和以革命话语编纂世界历史的做法，开始遭到史学界的反思和质疑。但是，在当时，国门才刚刚开启，我们与国外的学术联系与交流不多，对有关西方历史文献资料学术信息与动态尚掌握不够，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路径仍待探索与开拓。同时，原来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僵化的理解、甚至是将之教条化、语录化的做法依然存在，史学界仍旧面临着思想解放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新旧学术转型的境况下，一批前辈前驱先路，在各自的学术领域斩棘拓荒，破冰起航，以其卓越的建树为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开启了不断拓展的宽广路径。吴于廑先生无愧为其中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以历史“通观”所作提出来的学术创见，在当时的史学界可谓振聋发聩，启人心智，对于史学界破除传统的理论桎梏，了解西方的最新学术走向，从而全局性地思考历史研究的路径与要旨，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事实上，由于吴先生试图用“通观”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来梳理与考量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历史发展的纵向脉络与横向联系，因此他的学术观点及其中所蕴含的学术境界对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影响也是普遍性和全局性的。尽管各领域的学者在自己特定领域中的研究并非都直接从他的学术建树中获取借鉴与营养，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多都明显地或潜在地、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中受到了熏陶。而他和齐世荣先生主编的力图贯穿其历史“通观”的世界通史教材，更为培养世界史研究的后辈力量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经过史学界同仁三十多年的努力进取，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有了明显的发展。在学术研究上，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论著接续涌现，人才培养体系日益完善。前不久国家有关部门正式将世界历史升格为历史学的一级学科，更为这一学术领域拓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在这一大好形势下，重温吴于廑先生历史研究的“通观”，领悟其对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无疑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
    这些年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两个值得重视的发展苗头：其一就是宏观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这在经济形态史、现代化史、全球史、文明史、生态史等领域尤为凸显；其二就是微观史学的盛行，这主要表现在众多领域中个案研究的不断精致与深入。这样的学术态势，无疑是我国世界史研究日益深化的凸显标志。不过，究竟如何研判这两种旨趣不同、路径相异的研究范式的价值，如何将两者有机地整合起来开拓出更为合理的研究路向，还有待于史学界去作进一步的探讨。
    历史研究最基本的目的和功用，就是要通过对人类社会过去所发生的各种历史现象之深层因果联系的探讨，揭示其中所寓含的历史的统一性和必然性，总结出历史发展的客观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为人们把握现实与前瞻未来服务。一般将对历史的研究划分为宏观与微观(或许还可加上两者之间的中观)两种。宏观研究也可以叫做系统研究或整体研究，着重依据史事对某种历史进程、脉络进行全面阐述与把握。而微观研究或可称为个案研究乃至细节研究，着重史事的细节钩沉与精审考订。历史研究原本就存在宏观、微观的区别，虽然这两者的学术范式不同，但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能将之机械地割裂开来，否则不仅难以作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而且常常会误入歧途。
    微观研究无疑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基础，也是宏观研究的必要前提。这是由历史研究的“求实”、“求真”的学科特性所决定的。只有依据翔实的史料对各种历史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解读乃至细节上的精确辨析，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对诸历史现象获得接近于历史实际的认识。也只有在厘清若干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某一领域作出比较准确的宏观审视与演绎，进而从中揭示出某种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微观研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宏观考察，历史研究也必然会失去学科存在的特性与学科发展的基础。因此，严谨扎实的个案“求真”乃至细节“还原”应该是历史学家的分内职责和研究起点。
    但另一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微观研究绝对不是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对历史规律性的求索，必须在若干的历史个案乃至细节中去梳理深层的历史经验，透视历史事态的内在机理。要做这样的研讨，就必须突破局部、点面的微观探究层次，升华到宏观研究的台阶，进行远阔的比较、归纳与总体性抽象。如果仅仅停留在微观研究的层次，历史将失去其应有的丰富含义而成为若干互相无关之事物的简单组合、若干缺乏连接的细节的堆积。这犹如一堆打造好的门梁、门窗和砖石，如果缺乏高屋建瓴的设计与错落有致的建构，绝对成不了一座宏大规整的楼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的不少著名史家如W.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I.沃勒斯坦等都十分重视宏观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更有人形象地强调：“建筑历史学的大厦不仅需要优秀的砌砖工人，也需要设计师。”(23)也正因为如此，当代西方的史学家在对史学趋势流变进行反思时，指责当下的“新史学”已经违背了费弗尔与布洛赫等当初探求“总体史”或“长时段”历史的主旨，而片面陷入该学派末流琐碎化的歧路。有人就批评说，“总体历史这一概念在今天成了问题……我们的史学到了碎化、多元、膨胀，直至追求新奇的时代”。(24)这种历史研究琐碎化的趋向，在当下更因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流行而愈为明显。倡导“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的学者，不仅力图以所谓的“语言的转向”来解构历史存在的真实性，而以质疑“宏大叙事”、鼓吹“小叙事”的路径来贬抑探求规律的整体综合的研究。由此，“史实的客观性与可知的过去均变成过眼烟云”，历史甚至“变成符号的游戏”。(25)这些年来，随着史学理念的不断更新与文献资料的愈发增多，微观研究在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成就，精于某一断代、某一地区、某一领域的专家逐渐增多，一些探讨具体问题的著述也因其精审的实证运用乃至细节钩沉而饮誉学界。然而遗憾的是，在相当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内进行整体综合之宏观历史研究，并未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微观研究常常因胸襟狭窄、目光短浅而满足于史实的机械罗列和现象的简单叙事，疏于对历史事实之内在机理的深层解读、难以从现象观照升华到对某种规则乃至规律的认知，最终难免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这样看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在研究范式上，既需以宏阔的历史视野来审视若干的“个案”问题，不断深化和夯实微观研究；也需要打破条块分割、相互孤立的研究格局，从宏观的整体综合考察中探求各地区、民族、国家发展的特殊历史规律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事实上，吴于廑先生以“不限断代、不限地区国别的通观”来考察“世界历史”，已经为我国世界史研究标明了这一方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术前辈，也以自己的精湛研究，应和了吴先生在断代、局部地区和国别的“通观”，同样为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标明了这一方向，如林志纯先生以“古典城邦”为聚焦的世界上古史研究，罗荣渠先生以“现代化”为主线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马克垚先生以“封建经济形态”为轴心的世界中古史研究等等，都是旨在比较与综合考量若干“个案”的研究上，揭示某一段大历史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老一辈史学家所建构起的学术典范，对于我们清醒地认识世界史研究的主旨和路径，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