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国际学术视野来探讨学术前沿问题要寻觅真正的学术前沿问题并对之深入研究，无疑需要具备诸多的条件。然而，是否拥有“国际学术视野”无疑是一个关键。
    “国际学术视野”是指对国外学术研究的动向、趋势及其重大争论进行审视、参照与借鉴的眼光与思维。国际学术视野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宏阔的。在史学领域，欧美史学界长期雄踞国际史坛，流派纷呈，积淀深厚，理应给予重点关注。但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史学研究，也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苏联史学界的世界史研究就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在西方有着很高的学术声誉，这同样应该纳入我们的学术视野。同时，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来说，发掘与提炼本土的学术资源来作为研究的参照与比较，无疑也是国际学术视野的体现。还应注意的是，我们的国际学术视野还应该是动态变化的、前后照应的。例如，我们在考量欧美史学界的研究时，既要看到“新史学”领域研究的日益扩散以及“后现代史学”的萌动，同时也要看到其对传统史学领域诸问题认识的重新解读，还要关注到其对新史学领域研究某些误区以及“后现代史学”思潮弊端的“拨乱反正”。只有在宏阔的、全景式的国际学术视野中，我们才能够全面系统地梳理与辨析某个领域研究的学术史，从中不断地发现与追踪“前沿”，弄清其中有什么值得探讨、争论的重要问题，前人对之已经作了什么研究，建构了何种学理模式，使用了哪些理论与方法，当下应该如何去深入进行新的探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域外学术研究演进发展的脉络与动向，对那些真正的前沿问题展开开拓性的研究。
    这些年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长足进步，但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它仍然存在着不少弱项乃至严重缺陷，其中之一就是国际学术视野的拓展明显不足。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左”的路线、思潮的制约，我们刚刚起步的世界史研究一直处于孤立、封闭的状态，常常以经典作家的语录来注释、演绎与书写历史，且钟情于革命的“宏大叙事”，对西方史学研究趋势的流变与更新了解甚少，很感陌生。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研究几乎在还来不及全面系统地梳理与辨析西方学术成就的情况下，就直接处于西方“新史学”思潮的冲击与影响之下。由此，我们的研究明显地存在着“失衡”、“断裂”状态。“新史学”领域的研究持续升温，研究者趋之若鹜，传统研究领域则常常被视为“过时”的旧学，每每受到冷落。在此情况下，我们的研究难免带有片面化乃至畸形化的特征。我们在新史学领域开拓了不少“园地”，取得不少重要成果，这无疑是可喜的。但我们对西方传统史学领域中的诸多重要问题，如政治史、思想史、法律史、史学史、文献史、战争史，宗教史等领域中诸多的问题论争、学理嬗变等前沿，则知之甚少，往往因袭西方人已经被或者正在被修正的学理模式或陈旧观点。由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学理上“二律背反”的学术“奇观”：一方面，我们反对“西欧中心”、“西方文明优越”论，但另一方面，却对西方的一些包含着这种意蕴的传统领域研究的结论予以认同和吸纳。这样的状态，不仅限制了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均衡、协调的整体发展，而且也有碍于相关后备人才队伍的培养与成长。此外，这也不利于中国的学者群体走向世界，难怪在国际史坛许多重大前沿问题的争论上，我们常常处于“缺位”、“失语”的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已经开始摆脱封闭、孤立的状态，从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的境况中走出来，但如何拓展国际学术视野、全方位地展开学术前沿问题研究，仍然值得我们反思。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能否不断实质性地提升其水平和境界，能否在国际史坛“立足”与“发声”，彰显中国史学界的学术地位与存在价值。在国际学术交流日渐密切、学术信息传播极其便捷的今天，只要我们对之保持理性的认识并付诸不懈努力，就一定能够达到这一数代学人所仰望与渴求的崇高学术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