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探讨早期基督教兴起原因的论作不时地面世，其中一些不乏真知灼见①。然而，学术界迄今关注瘟疫与早期基督教兴起之间关系的探讨还较为少见②。然而罗马帝国时期的早期基督教教父对此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他们的著作和信札中多次提到。根据记载，罗马帝国中后期数次规模较大的瘟疫使业已危机丛生的局面更加动荡.而日渐衰落的异教无以应对。基督教却在此期间积极地扩大社会救助网络，对病患施救，并适时地宣扬自己的教义，于是归信者日众，教会力量不断增强，为其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奠定了基础。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瘟疫在基督教战胜异教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各种流行病时常肆虐于城乡之间，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折磨。在希腊文中，瘟疫一般用“loimos”(死亡率高)表示，拉丁文则用“pestis”或“plaga”(致命的)[1]60-64。也就是说，那时的人们常把多数难以治愈、死亡率高的流行病统称为瘟疫，如天花、腺鼠疫、猩红热、霍乱、伤寒、麻风病和白喉等。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399年人类和文明的发展简略浏览表清楚地表明，在约80件影响人类历史的大事中，关于古罗马时期的大事有13件。其中竟有6件是关于瘟疫的记载[1]60-64。这些致命性疾病严重地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甚至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据目前可查阅到的文献资料，西罗马帝国时期曾先后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瘟疫。第1次瘟疫的记载见于塔西佗的《编年史》。这场瘟疫发生于公元65年，当时“在罗马城里，各个阶级都有大批人死于致命的瘟疫……”[2]575。第2次发生于皇帝马克乌斯·奥里略统治期间(Marcus Allrelius，公元161-180年)，史称“安东尼瘟疫”。一般认为，此次瘟疫是由罗马帝国军队镇压叙利亚叛乱后带回，于164年开始在帝国东部边境的军队中流行。两年后，瘟疫传到罗马城，随后又波及到其他许多地区。第3次瘟疫见于古典历史学家索西姆斯(Zosimils)《历史》中的记载。它开始于公元250年，猖獗了20年之久，其毁灭程度远较前两次严重。因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Cyprian，约公元200-258年)在信札中记载较多，故也称西普里安瘟疫。第4次见于著名的教会史学家恺撒里亚主教优西比乌斯(Eusebius，约公元260-340年)的《教会史》，提到4世纪马克西敏统治时期发生的大瘟疫与另一种传染病(很可能是炭疽热)接踵而至[3]414。除了上述4次大瘟疫外。古罗马时期还曾发生过多次规模较小的瘟疫。学者以往在提及或研究瘟疫时多将之与饥荒、战争等一起论述。
    这些频繁爆发的瘟疫破坏性极强。当大瘟疫袭来时，“在罗马城里，染上了瘟疫的空气看不出任何表面的征象，然而房屋里却堆满了尸体，街道上到处都是殡仪的行列。任何性别，任何年龄都不能保证不成为不受传染的对象；奴隶和自由人同样都立刻倒毙。为他们的死亡而哀泣的妻子儿女，在料理丧事或哀悼时在同一柴堆上被火化了”[2]575。安东尼瘟疫期间，死亡的人数多得不可计数，意大利和外省的城市和乡村变得荒无人烟。仅公元166-167年期间，死于瘟疫的人比战争中伤亡的还要多：罗马城每天死亡2000人，包括很多的贵族[4]14。人口统计资料研究表明。安东尼瘟疫的平均死亡率大概是7％～10％③，而在城市和军队中很可能为13％～15％[5]。此次瘟疫还波及到小亚细亚、埃及、希腊等地，导致大批人口死亡，就连哲学家皇帝奥里略也未能幸免。西普里安瘟疫几乎使帝国的每一个家庭都受到了侵袭[6]429；瘟疫高峰时，罗马城连续几周每天死亡竟多达5000人[7]274。亚历山大主教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公元200?-265年)曾绝望地写道：“突如其来的瘟疫像晴天霹雳一样，这真是……比有史以来的任何灾难都可怕”[8]185，“地球上的人类在急剧减少，世界正在走向毁灭![9]144”皇帝克劳狄二世(ClaudiusⅡ，公元268-270年)于270年也死于这次大瘟疫[10]438。在4世纪大瘟疫期间，优西比乌斯悲痛地写道：“一度写满名字的户口簿，如今却全被删除，口粮的匮乏和瘟疫的肆虐几乎一下子消灭了所有人口……到处都倒着一丝不挂的尸体，连续好几天得不到掩埋，有时会被狗吃掉，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3]414～415”
    这些瘟疫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罗马帝国的发展走向。数位皇帝在征服过程的瘟疫中死亡，造成了帝国扩张或巩固帝国疆域的军事行动中断。西方学术界研究瘟疫的权威专家汉斯·芩塞(Hans Zinsser)评价说：“罗马帝国以强大的控制力向其他地区扩张。把整个世界纳入罗马帝国之中的计划，一次又一次地被唯一更强大的力量--瘟疫--所中断……④当瘟疫降临的时候，它就像在暴风雨之中裹挟而来一样，所有的事物都不得不给它让路。人们心怀恐惧，战栗蜷缩，忘记了所有的争吵、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志向，直到这场暴风雨过去。[11]89”
    二在古代社会，由自然灾难导致的社会动荡通常会转化为信仰的危机。当瘟疫这样的灾难不期而至时，惶恐失措的人们一般会求助于在社会上占有主导地位的宗教，要求它解释灾难因何而来以及如何应对。如果该宗教无法给予较好的解释并采取有效的救助行动，人们对它的信仰就会动摇，进而出现普遍的社会信仰危机。瘟疫大爆发时期，古罗马的异教就面临这种困境。
    蒙森曾指出：“(古代)意大利人敬神，最重要的是以神为工具，达到非常具体的世俗目的。”[12]158当可怕的瘟疫肆虐时，人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向众神的代言人--祭司求助。然而，那些祭司往往“对此一无所知”，“说不清为什么众神会降下如此大的灾难，只有摇头叹息的份儿”。更糟糕的是，许多祭司与官宦、富人一起逃离疾疫流行之地，使紧张不安的人们愈发惶恐。于是，民众只有直接向众神求助，如阿波罗、埃斯科拉庇俄斯(罗马神话中的医神)、密涅瓦等，甚至也向外国神求救，如库柏勒(土耳其象征富饶丰产的女神)、伊西斯(古埃及神话中司婚姻)、农业女神等。然而，这些神灵并未向苦难中的人们提供任何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