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医治人们身体”的医生则是人们求助的直接对象。然而，古罗马时期的医学并不发达，医生们对引发瘟疫的病菌、病毒毫无所知，自然无法采取正确的治疗措施(可能采取过隔离病人的措施。但是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无法确知)。他们带给病人的往往“不是医生的治疗方案，而仅仅是朋友的慰藉。”[13]89许多医护人员不是在瘟疫中死去，就是逃离疫区，例如著名的盖伦医生在166年发生瘟疫时匆匆逃离⑤，一直跑到乡村的佩尔加姆[13]143。
    失望之余，人们开始把希望寄托到“医治灵魂的哲学家”的身上。然而，令他们同样失望的是，身穿大氅的哲学家们面对大瘟疫，只是一味地埋怨“社会在衰老”和道德的颓废。正如科克兰所说：“当致命的瘟疫蹂躏整个帝国的时候……那些诡辩者却含糊不清地胡言乱语，说什么在衰老的世界里，美德消耗殆尽”[14]155。因而，他们同样无法给人们以合理的解释和应对之策，也不能赋予处在生死关头的生命以丝毫的意义。
    一向自称多神教化身的罗马帝王也想方设法消除瘟疫。安东尼瘟疫期间，哲学家皇帝马克·奥里略亲眼看到当时篷车、推车、马车日夜把死尸赶运到城外去。他信奉的“不可战胜的太阳神”只是任由这位善良的皇帝在“这个神秘莫测的敌人面前很是无助。[6]429”他甚至命令异邦信仰的祭司为罗马祭祀，祈求外邦的神保佑罗马。讽刺作家琉善提到他聘请假先知亚历山大发布“神示”：“福玻斯，那长发的天使，会驱散瘟疫的云雾![15]236,,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饥荒、洪水、传染病、战争，使他的统治摇摇欲坠。最后.他采信了当时流行的说法：由于基督教蔑视和否定罗马的众神，引起他们的震怒而降下这些灾难。于是.他下令搜捕基督徒并加以残害。西普里安瘟疫期间，皇帝德修斯(Decius公元249-252年)也采取了迫害基督徒的策略，并成为“第一个全面地开动国家机器到处搜捕和迫害基督教徒的皇帝。”[16]53在接下来的10年中，无数的基督教徒被残害致死，包括许多著名的教会人士，如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主教西科斯特斯二世(Sistus Ⅱ)、主教弗鲁克图苏斯(Fructuosus)等[17]100。当然，这种转移危机的手段只能加剧思想混乱和恐惧，而无益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由此不难看出，罗马帝国中后期频繁爆发的瘟疫不仅严重地冲击了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也极大地冲击了代表着古典文化的神学、哲学、科学的权威，因而大大地动摇了支撑罗马社会的精神道德和政府统治的根基。面对传统信仰的失败.社会民众与各团体迫切要求革新传统的信仰或是转向其他宗教，这就为基督教乘虚而入提供了信仰的“真空”。
    三古罗马时期大瘟疫导致的社会混乱使异教与希腊哲学所拥有的解释自然万物和宽慰人心的能力基本上宣告失败。与之相比，基督教应对瘟疫这样的大灾难却有着难得的心理抚慰能力、救助机制等方面的优势。
    首先，基督教能够针对现实问题给出较令人信服的解释，并以富有人性的教义为受难民众带来心灵上的慰藉。对于大瘟疫爆发的原因，早期基督教辩护士们给予了这样的解释：罗马人曾经残忍地把救世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血腥地迫害基督教陡，而瘟疫就是对罗马人的错误和虚伪信仰的报应和惩罚。例如著名基督教作家奥路西乌斯(Orosius)把安东尼瘟疫看作是对奥里略曾在高卢迫害基督教徒行为的惩罚，并让他死于征战的营帐之中[18]659。这些解释看似有些荒诞不经，但在异教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似乎也能为哀苦无告的民众所接受。
    基督教把个人的救赎作为首要的任务，以其富有理性和人性的教义温暖处于生死边缘的人们的心灵，并为他们勾勒出一幅今生与来世的美好图景。在基督教教义里，“义人必因信而生，”⑥“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⑦。”这些朴实的教义允诺人死后可以复生。而且给予真诚改悔的罪人以永久的喜乐，这让极度恐慌的受难者从基督教中看到了其他宗教信条中无法看到的希望⑧。早期教父西普里安意识到基督教胜过异教的这种优势，他在251年的一本著作中曾以庆祝式的笔调写道：“这瘟疫，这疾患是多么地合宜，多么地必要啊!看上去恐怖致命，却检验了每一个人是否公义，细查了人们心中的意念。”⑨督教史家麦克尼尔的评论更是精辟入里：“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们有一个超过异教徒的优势：他们的信仰使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即使在突然间惊怵地面对死亡时，也是如此……哪怕是劫后余生、各自分散的几个人，勉强逃过了战争和瘟疫(也许两样都逃过了)，也能立刻想到失踪的亲友在天堂安然居住的景象，感受到一种慰藉，使心灵温暖，使身体复原……所以，基督教是一个包括思想与感情的系统，完全适合于动荡的时代。”[19]108其次，基督教“不仅有助于精神上的安慰，而且对实际生活的灾难许以援助和给予真正的帮助[20]695。”如果说充满仁爱的教义从心灵和精神方面慰藉了困顿不堪的人们，那么基督教积极行医布道和广泛的社会网络救助才是真正战胜异教的“法宝”。在基督教教义中，治病救人、捐赠和济贫等是主要义务。《路加福音》中记载了20件有关基督的“奇迹”，其中只有3件与医学无关。据说，基督曾授予12弟子和70门徒战胜一切恶魔和治愈疾病的力量和权柄。在基本上是靠诉诸超自然力量对付疾病的时代里，这代表神最真诚的干预，能够治愈疾病甚至战胜死亡。在瘟疫肆虐、死神横行的时期，这使得哀苦无告的大众对基督产生了狂热的崇拜。
    更为重要的是，在迫害基督教的社会氛围中，基督教会面对可怕的瘟疫，进行了无私的救助和适时的布道宣讲。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基督教会的救助范围不断地扩大。到3世纪中期，分散的基督教社团已发展为一个固定教会，能够供养1500名鳏寡和穷人[21]。教内设立专职人员用教会收入的1/4用于扶助贫弱鳏寡孤独、埋葬病死的陌生人和穷人等。瘟疫期间，基督徒们以殉道的精神，游走于异教人群之间，奋不顾身地行医布道，照顾病弱，安葬死者，并为之祷告。但我们应该知道，“正是基督徒耐心地送他们到他们口中的羹汤，而不是基督徒为他们献上的祷告”治愈了那些无依无靠的人[11]112。因为在社会日常救助体系陷于瘫痪时，对病人哪怕是最基本的照顾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死亡率(现代的医疗专家也认为，即使没有任何药品，对病人最基本的生活照料也能使死亡率降低2/3以上)。基督教徒甚至拿出自己仅有的物品为死者举办一场体面的葬礼。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把仁爱和善良的价值观迅速地植入普遍缺乏社会服务的帝国社区内⑩。这引起了致力于复兴古典文化和传统宗教的“叛教者”皇帝朱利安的不安和妒羡：他曾赞扬“加加利人”(对基督徒的贬称)的美德，督促传统宗教教会的慈善行为务必要赶超基督教.但是似乎没见任何成效(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