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徒的救助行为可以从西普里安、狄奥尼修斯和优西比乌斯的书信中找到较为可信的证据。西普里安提到大瘟疫期间，北非地区“惟有基督教会的人。不但不掠夺、躲避或漠不关心，而是对病而未亡的人。尽心寻找最好的方法来帮助他们，使其复原：对于已死者，则凭着自己的良心，掩埋其躯体。也避免腐坏的尸体发生传染的疾病[22]32-33。”狄奥尼修斯在信札中也热情洋溢地赞美了亚历山大基督教徒的献身精神：“他们毫不考虑危险，担当下了照顾病人的任务.尽力满足病人的一切需要，并且还为之宣讲基督的教恩。他们与他们所照顾的人一道，满怀平安与喜乐地告别了地上的生命，因为他们从别人那里染上了瘟疫。……他们的死亡乃基于坚定的信仰和虔诚，从任何方面都不亚于殉道[8]185。”而惊惧于死亡的异教徒却是在“瘟疫刚一传开，他们就把传染上的人一脚踢出去，哪怕是自家的亲人，他们也弃之不顾；在家人还没死的时候，就往路边一扔。那些无人掩埋的尸体，在他们眼里就像肮脏的泥土一般[3]348。”狄奥尼修斯等人作为基督教教父在言论上定有贬损异教之嫌，但由于他们当时参与了对病人的救助，其记述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情。总的来说，大瘟疫期间，“基督徒为民众所做的事比任何其他与之竞争的高级宗教、帝国当局或市政当局都要多[23]116。”
    基督徒在大瘟疫期间的所作所为使人们“对基督教徒的流言中伤完全变得不足为信”，皈依的人数迅速增长。例如，西普里安和与他在一起的教士们在北非地区每天要为200-300人洗礼[24]20。有学者估计，在君士坦丁大帝(公元288?-337年)时代基督徒人数达到了总人口的1/10(大约600万)[25]234。313年，君士坦丁颁布基督教合法化的米兰敕令(11)，并在临终时皈依基督教，这些都使基督教潜在的优势逐渐化为了信仰的胜势。最终，392年，皇帝狄奥多西规定，禁止异教崇拜，违者将与叛逆与渎神同罪(13)。至此，十字架的旗帜在战神玛尔斯和太阳神阿波罗的废墟上真正地竖立起来。
    四在罗马帝国中后期社会危机四伏的年代里，频繁爆发大瘟疫促使人们就人的今生和来世的意义问题向异教提出了更严峻的拷问，而后者无以应对。基督教则以超越利己的教义和救助贫弱的行动.形成了对异教的强大挑战能力。它在瘟疫期间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皈依者日益增多，加快了它战胜对方的进程。对此，有些人甚至认为，如果罗马不是由于瘟疫的打击，“基督教就不能那么快地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力量，也肯定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形式[24]29。”当然，基督教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多层原因.瘟疫显然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是，古罗马时期频繁爆发的瘟疫的确为基督教的兴起提供了“主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发展机会[11]115。”这也是它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之一。
    注释：
    ①例如爱德华·吉本的基督教成功五因说。参见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黄宜时，黄雨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73；阿诺德·汤因比的基督教济贫救助行动和殉教者的虔诚和热忱说也很有见地。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晏可佳、张龙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16。国内有学者认为，基督教兴起并成功的原因是它比异教有着很多优势因素。参见刘林海：早期基督教的命运，河北学刊，2008(2)；刘爱兰：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衰亡辨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4)。
    ②美国学者罗德尼·斯塔克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瘟疫在基督教兴起中的积极作用。参见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黄剑波、高民贵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③麦克尼尔(McNeil)认为当时罗马社会十分的落后，推测在这一次瘟疫中死亡的人数要超过7％～10％，大约占总人口的1/4到1/3。参见 McNeil William H,Plagues and Peoples.Garden City，NY：Double-day，1976：356.
    ④这里指的是安东尼王朝的马克·奥利略原计划对Marcon-mani的战争因瘟疫而被推迟。当公元169年战争开始后，无数日耳曼武士染疫而死；与君士坦丁共治的帝国东部皇帝马克西敏在对亚美尼亚的战争中也因瘟疫而失败。
    ⑤后来，盖伦被皇帝奥里略召回，但不幸死于此场瘟疫。这也是他对这次瘟疫记载极不完整的主要原因。
    ⑥《罗马书》，1：17.参见《圣经：新约》[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5，第247页。
    ⑦《路加福音》，10：27-28.参见《圣经：新约》[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5，第247页。
    ⑧异教认为，人类与超自然之间是一种互相利用的交易关系。罗马后期的讽刺诗人琉善在《演宙斯的悲剧》中，指出夜梦之神摩摩斯指责众神只不过是坐在天上凝目而视，察看是否有人献祭，在祭坛上焚烧牺牲，而对人间之事放任自流，任凭时运安排。(参见吕大吉：《西方宗教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⑨Cyprian.Morality 15-20[M].Roy J Defeerari edited.New York：Fathers of the church.1958：251.
    ⑩罗马也有行会性质的协会，比如负责内部成员的丧葬事宜的互助性协会；也有政府性质的救助制度，如贫儿补助金(alimenta)制度，图拉真将其推广到行省，后因帝国社会危机而无力继续推行。
    (11)Julian Ⅲ.Translated by WCWright，Leob Classical Library，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123，文献中是这样记载的：就连帝国后期的“叛教者”皇帝朱里安也“赞扬”基督徒的慈善和献身精神。公元362年，他给加拉太异教大祭司的信中抱怨说，异教徒实在需要在美德这方面赶上基督徒，因为近来信仰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原因是基督徒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即使这种高尚是做作的”，“那些不敬神祇的加利利人不仅照顾他们自己的穷人，即使是我们的穷人，他们也一概帮扶。不过大家也都看到了，穷人从我们这里确实得不到足够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