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提起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历史，一定会令人想到那位皈依基督教，为法兰克国家奠定基础的克洛维一世，以及统一了西欧大部分地区并重建“罗马帝国”的查理大帝。的的确确，法兰克王(帝)国的历史是中世纪史学人无法回避的研究对象，因为法兰克人在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历史舞台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在西欧社会由古代向中古交替嬗变的过程中，以一种相对落后的文明征服了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并君临西欧大陆诸民族之上，实现了西欧社会的封建化。所幸的是，在法兰克人建立的第二个王朝加洛林王朝统治时期，曾经衰落的古典文化有所复苏，史学创作也较为活跃，这为还原那段历史提供了便利。①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今天所能看到的许多前加洛林时代的历史著作，并非最早的原初版本，而是由加洛林时代的抄书员重新誊抄整理后留下的。②毫无夸张地说，古代世界的许多历史记忆都是借加洛林法兰克人之手保存下来的。加洛林法兰克人为何能在保存历史记忆方面有如此突出的贡献?③西方学者做过多方面探索，如：伯恩哈德·沃尔特·肖尔茨和芭芭拉·罗杰斯认为“查理曼时代的教育改革和学术复兴大大改进了当时的拉丁语风格，激发了人们对古典学识和古代基督教加以深入探讨的兴趣，汇集了日耳曼人对以往的记忆，引入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史学传统。而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一种范围宽泛、关注现实、个性化的且超越地方狭隘视野的史学编纂的兴起。”④詹姆斯·韦斯特福尔·汤普森认为“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的根子扎在不列颠的土壤中。这个王朝的史学主要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史学的启发下复兴的。”⑤史学事业的“繁荣”必然会对加洛林法兰克人保存历史记忆的活动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史学“繁荣”意味着更高的史学创造力，许许多多的历史记忆会由于高产的史作数量而被记载下来。另一个不大为人关注的现象是：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人主要以皮纸作为自己的书写材料，于是，笔者鲁莽地另辟蹊径，试图以书写材料为视角，揭开加洛林法兰克人保存历史记忆贡献卓著之谜。不当之处，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史学的基本任务--保存历史记忆史学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史家的基本任务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存和传承记忆。古往今来，人类各个民族的历史能跨越时空存留在后人的心目中，主要归因于人类借助了语言、文字等手段对历史记忆加以保存。在古文字产生之前，人类借助语言的形式，如传说、神话、民谣、口碑等传承延续着人类的历史。然而，靠语言延续下来的历史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在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由于以讹传讹而造成的讹误现象。所以口头记忆在文字出现之后便降为了人类保存历史的一种补充形式。相较于以语言为载体的口头记忆形式，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记忆形式能够容纳更多的信息量且更为准确地保存人类的历史。笔记、日记、档案、石刻、碑文、方志、历史著作等均为人类保存历史的文本记忆形式，但它们所容载的历史信息大多属于历史片断似的不完全记忆，无法反映历史的全貌，唯有历史著作能够更为全面、充分地反映历史的前因后果乃至细枝末节。
    西方史学自萌生时期起，就与历史记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古代希腊史学脱胎于散文记事。那些古老的散文作家大多有闻必录，将散于民间的系谱、神话、传说记载下来，传承下去。⑥希罗多德在《希波战争》(《历史》)开篇之初，即已告知我们，他的写作目的在于保存和传续历史记忆，他写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就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⑦及至中世纪，尽管西方史学在文笔流畅、修辞优雅方面不及辉煌的古典时代，但其保存历史记忆的基本职能却并未丧失。都尔的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的序言中写道：“尽管我言辞粗鄙，但也要把往事的记忆流传后世”。⑧我们从加洛林史家的述说中也能充分地体会到这一点，如普鲁姆修道僧勒斋诺对于修史存志、保存历史记忆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体认，他曾为加洛林史家的失职无为而痛心疾首。他在《普鲁姆勒斋诺编年史》的序言中写道：“希伯来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其它民族的历史学家们通过其著作将他们那个时代的事迹传达给我们，然而有关我们自己时代的事迹却(无人述说)，未曾有人打破这一连续的沉默，尽管它们距离我们更近，似乎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人类的活动业已终止，或许人们的所作所为丝毫不值得记忆，倘若那些值得记忆的事情却曾发生过，那么一定是没有能够胜任其职的史作家把这些事迹付梓成书，史作家们由于粗心大意而趋向于无所作为。”⑨有鉴于此，勒斋诺撰写了一部能够保存传承加洛林王朝全部历史记忆的史著--《勒斋诺编年史》。
    加洛林时代的史家为保存历史记忆而创作出许多记史体裁。其中在加洛林时代兴起、繁盛的年代记体裁⑩(annals)即因记忆备忘之需而产生。通常的观点认为最初的年代记以复活节年表页边注释的形式呈现于世，之后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演化过程，最终形成了翔实的大年代记。事实上，在法兰克王国，复活节年表仅仅是原始年代记(简短的页边注释)最主要的载体，而非唯一的载体。殉教者名录、死亡者名单同样也是原始年代记的载体，例如，在埃希特纳赫的殉教者名单上便出现了类似于复活节年表页边注释的简短年度词条。(11)这些原始年代记完美地体现了用文字形式记载保存历史记忆的功能，因为这些记载在殉教者名录、死亡者名单上的年度词条诠释了殉教者、死亡者的生平事迹，保存了有关逝者的历史信息，生者能够透过它们追忆逝者，由此，对逝者的回忆和对历史的感知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如果说上述原始形态的年代记保存的是有关个人历史记忆的话，那么修纂于修道院中的小年代记则保存了有关修道院的历史记忆。这些小年代记记载的主要是修道院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事件，英国学者罗塞蒙德·麦克特里克特将其定性为一种只关注修史主体(修道院)自身历史的内视性文献并认为公元8、9世纪的小年代记纂修者不遗余力地修纂这种小年代记是为了构筑本修道院的历史记忆，在这些小年代记中，一些早于纂修者时代的历史信息也被囊括其中，以致人们对于修道院的历史记忆能够一直追溯至往昔的墨洛温时代，甚至一直追溯至遥远的古代。一所修道院据此能够寻找到某种历史认同感，其成员的精神情感也能找到某种历史寄托。(12)在加洛林时代，许多历史著作都带有某种回忆录的味道，它们是一种以回忆形式保存下来的历史记忆，反映了僚属、随从对昔日恩主的追忆与怀念。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就属于此类作品。爱因哈德曾任查理曼的侍从秘书，得以参与各项机密政事。他在《查理大帝传》的序言中明确表示对于先皇查理的恩宠眷顾，铭感五内，无法释怀，唯有把先皇的丰功伟业著录下来，方能报恩于万一。他在序言中写道：“还有另外一个理由，甚至单凭这个理由就足以让我动笔，那就是我所受到的养育之恩以及我与国王本人和他的孩子们的友谊，这种友谊自从我在宫廷里居住的时候起，一直没有间断。由于在这种情况下他使我同他如此投合，使我在他生前和死后感戴不已，如果我把他所赐给我的一切恩惠忘掉，如果我使这样恩遇我的人的丰功伟绩湮没无闻，如果我容许让他的生平不见著录，不受颂扬，就像他没有存在过一样，那么说我忘恩负义，对我来说则是罪有应得的。”(13)结舌者诺特克的《查理曼事记》也反映了僚属、随从对于主君的回忆，尽管诺特克并非查理曼同时代的人，但他在写作《查理曼事记》的时候，采访了其朋友韦林贝尔特的父亲阿达尔贝尔特。阿达尔贝尔特系查理曼妻舅克罗尔德的部下，曾跟随查理曼参加了针对匈奴人(诺特克记载为匈奴人，实际上是阿瓦尔人)、萨克森人和斯拉夫人的战争。据诺特克所述，他年幼之时曾住在阿达尔贝尔特的家中，阿达尔贝尔特常常向他讲述一些有关查理曼征战的轶事。(14)阿达尔贝尔特的回忆成为了诺特克写作的主要材料来源。除了上述两部史著，根据英国学者罗塞蒙特·麦克特里克特的考证，“天文学家”的《虔诚者路易传》、出自美因兹大主教随从之手的那部分《富尔达年代记》、虔诚者路易宫廷图书馆管理员杰沃德撰写的《克桑滕年代记》都带有一点回忆录的味道，反映的都是僚属、随从对于主君的回忆。(15)由此可见，自古典时代以降，直至加洛林时代，保存和传承历史记忆一直是西方史学的基本任务。那么，在这一史学基本任务始终如一的前提下，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历史记忆的保存状况为何会有所差别呢?笔者以为这种差别不仅受社会文化水平、史家个人素养等环境、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书写材料这一客观因素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