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史学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史家的基本任务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存和传承历史记忆。自古典时代以降，直至加洛林时代，尽管西方史学在史学精神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古典史学的“人本”转变为中世纪史学的“神本”，但西方史学保存和传承历史记忆的功能却从未改变。自文字产生以后，人类保存历史记忆的能力便开始受制于书写材料。皮纸由于其材质的不易腐烂而成为了古代世界一种有效保存历史记忆的载体。加洛林法兰克人能够传承如此之多的历史著作，在历史记忆的保存方面贡献卓著，似乎并不仅仅是他们史学创造能力提升改善的结果。诚然，由于“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推动，加洛林法兰克人的史学创造力在墨洛温时代后进的基础上有所提升，更多的人有能力从事史学创作和前代史作的誊抄，但这种有限的提升只有和他们常用的书写材料--皮纸结合起来才能起到有效保存历史记忆的作用。否则，即便如古希腊人、古罗马人那么出众的史学创造力，也无法把他们史作的原始版本全部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在评判某一历史时期的史学状况时，不能仅仅着眼于当时史学创造力的进步与否，对于书写材料保存历史记忆的因素也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和考虑。
    注释：
    ①在加洛林时代，随着法兰克人的政权和文化建设步入正轨，史作的数量越来越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史作有：《741年编年史》(Chronicon 741)、《维埃纳的阿多编年史》(Adonis Viennensis Chronicon)、《弗莱库尔夫编年史》(Freculphus Chronicon)、《普鲁姆的勒斋诺编年史》(Regino Prumiensis Chronicon)、《王室法兰克年代记》(Annales regni Francorum)、《圣伯丁年代记》(Annales Bertiniani)、《富尔达年代记》(Annales Fuldenses)、《圣瓦斯特年代记》(Annales Vedastini)、《古梅斯年代记》(Annals Mettenses Prioes)、《兰斯的弗洛达尔德年代记》(Flodoard Remensis Annales)、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Vita Karoli Magni)、结舌者诺特克的《查理曼事记》(De Carolo Magno)、提甘的《虔诚者路易传》(Gesta Hludowici Imperatoris)、“天文学家”的《虔诚者路易传》(Vita Hludovici Imperatoris)、埃默尔达的《向虔诚者路易致敬》(In honorem Hludoviciimperatoris)、执事保罗的《梅斯历代主教传》(Deeds of the Bishops of Metz)、《伦巴德人史》(Historia Langobardorum)、安德里亚斯·阿格尼拉斯的《拉文纳历代主教传》(Luber pontificalis ecclesiae Ravennatis)、尼萨德的《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De dissensionlbus filiorum Lud ovicipii)、帕斯卡修斯·拉特伯都的《阿德尔哈德和瓦拉传》(Vitae Adalhardi et Walae)……这与墨洛温法兰克时期，史作稀少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个墨洛温法兰克时期仅有3部叙述史史作：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Historia Francorum)、《弗利德伽编年史》(Fredegarii Chronica)、《法兰克史书》(Gesta Francorum)。
    ②在西方文化史上，加洛林法兰克人保存古代作品的贡献十分突出，如古罗马近90％的散文、诗歌、史作都是由加洛林法兰克人的重新誊抄方才保存下来的，也就是说许多古代作品，其迄今留存的最古老的版本是加洛林时代的版本。其中就包括恺撒、李维、塔西托、萨鲁斯特的历史著作。
    ③这种史学“繁荣”的说法出自许多国外学者，如罗塞蒙德·麦克特里克特认为“加洛林时代的历史著作无论是在内容的广泛性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达到了一种史学革命的程度，呈现出一种质变。”参见Matthew Innes and Rosamond McKitterick，“The writing of history”,in Rosamond McKitterick eds.，Carolingian culture：emulation and innov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93。恩斯特·布莱萨克(Ernst·Breisach)认为“在公元750年至公元900年的加洛林帝国出现了历史著作繁荣勃兴的局面，这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参见Rosamond McKitterick,Perceptions of the Past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Notre Dame，Indiana：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2004，p.65。伊扎克·亨(Yitzhak Hen)认为“公元8至9世纪是加洛林史学著作蓬勃发展的时代。”参见：Yitzhak Hen，“The Annals of Metz and the Merovingian Past”，in Yitzhak Hen and Matthew Innes eds.，The Uses of the Past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75.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所谓的史学繁荣只是相较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方世界那几个黑暗的世纪而言的，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数量提升。
    ④Bernhard Walter Scholz,Carolingian Chronicles：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0,p.22.
    ⑤[美]詹姆斯·韦斯特福尔·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41页。
    ⑥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⑦[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67页。
    ⑧[法兰克]格雷戈里著，戚国淦译：《法兰克人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页。
    ⑨Simon Maclean，History and Politics in Late Carolingian and Ottonian Europe：The Chronicle of Regino of Prüm and Adalbert of Magdeburg，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9， p.61.
    ⑩关于编年史(chronicle)与年代记(annals)究竟是一种史学体裁，还是两种，以及二者之间的承袭渊源，学术界的观点层见叠出，莫衷一是。如达姆维尔(Dumville)认为没有必要在编年史与年代记之间做出区分。而雷金纳德·莱恩·普尔(Reginald Lane Poole)在其于1926年出版的小册子Chronicle and annals:a brief outline of their origin and growth中认为采用公元纪年法且带有年代注释条目的复活节年表是中世纪chronicle的最初形态，它们在annals的名义下发展壮大，也就是说普尔认为annals是简短的年代注释条目，后来演变成翔实的历史著作chronicle.伯纳德·君奈(Bernard Guenée)则认为annals和chronicle之间还是存有区别的，annals是作者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以及获知的先后顺序创作的匿名历史记录，而非历史著作，chronicle是作者本着尤西比乌斯的治史精神，深思熟虑、精雕细琢后的署名历史著作。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作者都根据特定年份的先后顺序记录历史事件。关于国外学者有关chronicle与 annals起源、关系、区别的各种观点，参见D.Dumville，“What is Chronicle?”in E.Kooper ed.，The Medieval Chronicle Ⅱ，New York：Rodopi；B.V.，2002。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有李隆国：《伊西多礼〈辞源·论史〉与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古代文明》，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