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洛林时代，由于查理曼等帝王的鼓励和期许，许多修道院、主教区大教堂已然成为了帝国文化和学术活动的中心。查理曼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懂得“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在其当政期间，查理曼颁布了若干督促地方教士和修士发展文化教育的敕令，如由阿尔昆起草的《论学术知识的培养》(On the Cultivation of Learning)，旨在督促修士研习《圣经》并对青年予以指导。《798年敕令》(Decree of 798)则督促高级教士(prelate)和乡村教士要为民间孩童开办学校。(25)无论是钻研神学，还是普及教育都离不开图书这一知识传播工具，故而这一时期的修道院大多设立了誊抄皮纸抄本的抄写室和保存皮纸抄本的图书馆，其中，圣·阿曼德、图尔、科尔比、富尔达、切尔斯、圣高尔等修道院均为当时法兰克帝国读写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地。为了满足抄写室中的修士对于皮纸的需求，当时的修道院可能自主地生产这种书写材料，而修道院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又恰好能支撑这种生产活动。加洛林时代的修道院均为一个个自给自足的经济组织，修士们自己种植谷物和蔬菜，烤面包、酿啤酒、经营鱼塘、香草园和果园。尽管修士们只有在身患重病的时候，方才被允许吃肉，但奶、奶酪和禽蛋却是修士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修士们也喂养家禽和牲畜。修道院完全可以就地取材，依靠自养的牛犊和羊羔为修道院中的抄写员们提供皮纸。由于缺乏充足的资料，笔者无法得出绝对的结论--加洛林时代的修道院普遍存在生产皮纸的活动。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至少公元9世纪早期的科尔比修道院存在过这种生产活动，在科尔比修道院住持阿代尔哈德于公元822年颁布的一条法令中提到了一位皮纸制造者，他是一位俗人，在本院生产皮纸的活动中，负责对皮革的加工处理工作进行监督。(26)不仅修道院，某些主教区的大教堂也掌握了不少皮纸，如维尔茨堡主教区的大教堂，抄写室、图书馆、教育年轻教士的学校等文化设施一应俱全。维尔茨堡主教亨伯特还是一位热忱的书籍收藏者。他意图收藏富尔达修道院住持哈拉班·莫尔评注的《圣经》，于是向富尔达修道院发去了一份请求誊抄的申请函，并送去了大批空白的皮纸。(27)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了维尔茨堡主教区并不十分缺乏皮纸，否则，亨伯特主教也不可能如此的大方。在中央层面，以王/皇室的富有，估计建有抄写室、图书馆的加洛林宫廷同样不会缺少皮纸，宫廷用“纸”的奢华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加洛林宫廷不仅使用黄色、白色等天然色泽的皮纸，还使用一种用紫色燃料浸染过的皮纸，以彰显王/皇家的尊贵与奢华。如公元783年查理曼就曾授意宫廷抄写员哥德斯卡使用紫色的皮纸抄写《福音书》。(28)四、教职人士垄断修史活动的物质基础修道院、主教区大教堂、宫廷对皮纸实行占有的事实对加洛林法兰克人保存历史记忆的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我们细细地梳理一下加洛林史家的身份，便会发现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的史家都是教职人士，包括以默思修道为业的修士，以教化俗人为业的教士以及那些身处宫廷，为君王效力的宫廷教士，而真正世俗出身的史家只有查理大帝的外孙，《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的作者尼萨德1人。如此不平衡的比例，难道是因为教职人士对于修史活动情有独钟，而俗人对之了无兴趣吗?恐怕并非如此，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西方史学自古典时代以降，直至加洛林时代，保存和传承历史记忆的功能始终如一，如此看来，古往今来之人皆有保存历史记忆的欲望和冲动，这种欲望和冲动自然也不会因为人的世俗身份而有所消减。譬如，在西方的古典时代以及修史活动异常发达的古代中国，都存在着大量世俗身份的史家，而并没有出现修史活动被祭司、僧道等教职人士垄断的局面。唯独中世纪的西欧，教职人士垄断史坛的现象较为严重，笔者以为这种垄断不仅与教职人士垄断文化的状况有关，也与教职人士占有皮纸这一稀缺而昂贵的书写材料密不可分。无论是西方古典时代的草纸，还是古代中国的纸张都比皮纸更为廉价和普及，即便古代中国某些封建王朝施行高压专制的文化政策，但由于纸张的廉价和普及，大量的稗官野史也始终未曾断绝，从而使古代中国形成了官私并存的双轨修史格局。反观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王(帝)国，皮纸稀缺而昂贵的特点为人们步入史坛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有能力读写的普通人即便存有保存历史记忆的念头，也很有可能由于无法得到高价皮纸而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保存历史记忆的活动只能由那些掌握和接近皮纸资源的人--修道院中的修士、主教区中的教士以及宫廷教士来执行了。
    在加洛林时代，由于拥有充足的皮纸，那些在修道院、主教区大教堂抄写室、图书馆中任职的修士、教士得以把本修道院和本主教区的历史记忆保存下来，于是，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小年代记、历代主教传、历代住持传：《圣阿曼德年代记》(Annales Sancti Amandt)、《蒂里安年代记》(Annales Tiliani)、《伦巴森年代记》(Annales Laubacenses)、《摩泽尔年代记》(Annales Mosellani)、《伯塔维安年代记》(Annales Petaviani)、《给尔服拜坦年代记》(Annales Guelferbytani)、《纳赞里安年代记》(Annales Nazariani)、《萨尔茨堡年代记》(Annales Salisburgenses)、《因沃文森年代记》(Annales Invavenses)、《弗洛达尔德年代记》(Annales Flodoard)、《拉文纳历代主教传》(Liber pontificalis ecclesiae Ravennatis)、《万德里耶历代住持传》(Gestaabbotum Fontanellensium)……一些修士甚至并不以单纯保存同时代的历史记忆为满足，他们在誊抄、缮写皮纸抄本的同时，也把一些古代的史作誊抄了下来，如公元8世纪末、9世纪早期的洛斯奇修道院留存了许多载有古代晚期史作的抄本，其中就包括了奥罗修斯、尤西比乌斯、鲁菲努斯、约瑟夫斯、赫格西仆、阿米亚努斯·马塞林、恺撒、李维的作品。(29)在我们今天已知的大部分古典著作中，有70位古典作家的作品，其最古老的抄本是由公元750年至公元900年加洛林时代的抄书员整理的。(30)今天我们看到的恺撒、萨鲁斯特、李维、塔西陀、苏埃托尼乌斯的史作都是由加洛林时代的抄书员重新抄录到皮纸上方才幸存至今。在中央层面，那些在加洛林宫廷文秘机构(中书监、王室祈祷堂、王室图书馆)中任职的教士--如“天文学家”、杰沃德等人同样不会因为缺少皮纸而苦恼，他们有充足的物质条件把其昔日恩主--加洛林君王的种种功绩以回忆的形式保存下来，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帝王传记和宫廷年代记：《查理大帝传》(Vita Karoli Magni)、《虔诚者路易传》(Vita Hludovici Imperatoris)、《克桑滕年代记》(Annales Xantenses)、《王室法兰克年代》(Annales regni Francorum)……无论是加洛林史家原创的史作，还是由他们誊抄的前代史作，都由于著录它们的书写材料--皮纸的不易腐烂、持久耐用而长存于世。尽管“加洛林文艺复兴”充其量不过是把处于普遍文盲状态中的欧洲提高到小学生的水平，加洛林法兰克人的史学创造力也根本无法与古代希腊、罗马人相提并论。但在历史记忆的保存方面，加洛林法兰克人却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由于加洛林法兰克人常用的书写材料--皮纸比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常用的书写材料--草纸能够更为长久地保存书写内容，所以不仅加洛林法兰克人原创的史作能够传承下来，甚至许多古典史作也都是仰赖加洛林法兰克人的重新誊抄，方才穿越漫长的历史时空而幸免于湮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