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薄伽丘不仅突显但丁与古典作家的联系，也同样突显但丁家谱和佛罗伦萨的联系。他指出：
    佛罗伦萨这座意大利最高贵的城市建立于古罗马时代。在查理大帝时期城市得到重建，但丁的祖先弗兰吉帕尼家族的伊拉奥成为工程的指挥，房屋和道路的分配者。在这个家族其他成员中，出现了一位名叫卡洽圭迪的骑士，他武艺精良，睿智勇敢。在少年时代，他的长辈为他娶了一位来自弗瓦拉、名叫阿蒂吉耶里的处女新娘，她的美貌和贤惠受到了众人的一致称颂，她的品质一点也不逊色于她高贵的血液。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多年，并养育了数个孩子。不管其他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其中有一个最得到他母亲的欢心的孩子，被他的母亲唤作阿蒂吉耶里--这是妇女经常喜欢做的事--这个孩子继承了她家族的姓氏。虽然这个字后来，在误用下失去了中间的“d”，变成了阿利吉耶里。这位骑士的功绩使得他的后人放弃了伊拉斯这个名字，把阿利吉耶里作为他们的教父名，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了今天。从他开始，传下了许多儿子、孙子、和曾孙。在德皇弗里德利希二世在位的时候，又一位阿利吉耶里诞生了，他注定了因为他的儿子、而不是因为他自己而著名。这个新生的婴儿，就是但丁。[3]（p.10）
    薄伽丘详尽描绘的但丁谱系受到后人质疑，却是有意为之。可以推想，倘不是为了突显但丁与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与古罗马、但丁与古典学之间的联系，薄伽丘是一定不会如此煞费苦心进行此番描绘的。这表明薄伽丘确有借但丁的家世推动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意图，这也是薄伽丘撰写《但丁传》的另一个目的。
    三、推进文艺复兴：薄伽丘对三大问题的解答
    薄伽丘的《但丁传》仅10万字，却写了21年，实属罕见。若问：既然薄伽丘凭借此书来为但丁平反，其本人又是当时屈指可数的一位著名写作高手，何以又屡屡修改此书，使其不能早日定稿呢？答曰：这也同样要从薄伽丘凭借此书来推动文艺复兴来加以解释：作为早期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领军人物，薄伽丘有必要回答文艺复兴运动所提出来的种种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不仅运动深入不下去，而且运动还会纠缠在细枝末节之中无法自拔，起不到通过运动来改革社会的作用。
    第一个问题是：文艺复兴仅仅是复兴罗马文化、还是复兴包括希腊文化在内的所有古典文化？早期的人文主义者注重研究罗马的作品，但对希腊的作品相对忽略，这引起了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的关注。1350年至1351年，薄伽丘与彼特拉克一共见过两次面，1350年是两人初次见面，地点在佛罗伦萨。彼特拉克希望薄伽丘能够寻找一位精通希腊语的教师来教意大利人学习希腊语，翻译希腊古典作家的作品，这样，不仅能够从拉丁语作品那里汲取营养，而且还能够从希腊作家的作品那里获得收益。第二次会面是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帕多瓦，两人就当时文艺复兴运动所存在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就在这第二次会面中，但丁成了一个中心话题。得知彼特拉克并无但丁《神曲》的收藏，1351年夏和1353年5月薄伽丘两次寄给彼特拉克但丁的诗文[1]（p.24）。与彼特拉克的这两次会面直接促成了薄伽丘1351年撰写《但丁传》，而开展对希腊作品的研究也成为《但丁传》需要阐明的一个主题。
    例如：《但丁传》突显但丁与古代希腊的联系之意甚明。作品起首便是一段对希腊历史的回顾，其文曰：
    梭伦，他的内心被认为是一座充满了神圣智慧的人类殿堂。他颁布神圣法律，对于现代人来说，证明了古代也曾经有过公正的原则。
    由于实施妥善的奖赏和处罚，亚述、马其顿、希腊和罗马共和国得以不断扩张，把帝国的触角延伸到了地球的尽头，使国家的名声像星星一般高挂在天空中央。但是，这些国家现在的继承人，特别是我们这些佛罗伦萨人，却愚蠢到了不仅放弃追随这些高贵榜样，而且还远离了所有的凭依美德来获取奖赏的抱负。[3]（pp.3～5）
    在这里，薄伽丘不仅把古典主义的传统一直追溯到了希腊，而且还排列出了从希腊至罗马再到但丁这样一个人文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经过精心修订，薄伽丘理顺了希腊、罗马和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关系，突显出了但丁，认为他足以与梭伦相提并论。在《但丁传》第七章中，薄伽丘写道：
    雅典，希腊的一个最重要城市，在学问、雄辩和军事力量方面都非常杰出，曾经建立起世界的秩序。赛玛、希俄斯岛和克勒芬，这些以前曾经辉煌一时的城市，没有一个在她们最强盛的时期，为自己被猜测为诗人荷马的诞生地而感到羞愧。反之，这些城市都热烈积极地向外宣布，伟大的荷马正是出生在自己的城市里。因为荷马的诞生地不祥，关于他从什么地方儿来的争论一直处在热烈的讨论中，各个城市都争相夸耀自己拥有荷马这样一位伟大的市民。[3]（pp.41～42）
    在这里，薄伽丘不仅从但丁追溯到了荷马，并且还把佛罗伦萨人与希腊人进行比较，突显了佛罗伦萨人对但丁被埋葬异乡毫不在乎这一让共和国彻底蒙羞的事件。
    薄伽丘的这些话语，清晰地传递了两个信息：第一，文艺复兴运动如果要深入下去，一定要追溯到希腊的传统，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罗马传统的继承上；第二，但丁是上承希腊、罗马后继佛罗伦萨的重要人物，十分符合“文艺复兴先驱”的位置。这个答案，摆正了文艺复兴与古典学的关系，也回答了关于但丁地位的学术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纠正重视拉丁语但轻视意大利语的倾向？当时人文主义者因为接触的都是古代罗马时期的作品，仿效罗马时代的拉丁语成为时尚。在他们眼里，中世纪的拉丁语是粗鄙不堪的，而罗马作家的作品才是优秀的拉丁语的典范。加上拉丁文是教会和上层社会的用语，因此他们推崇拉丁语而贬低俗语（意大利语）。这种狭隘认识注重繁文缛节，把文艺复兴运动引向重形式不重内容的道路。为此，薄伽丘特地阐明但丁选择佛罗伦萨语撰写《神曲》的原因：
    在众多原因之中，我以为，有两个是主要的。第一，他这样做是为了使他的作品，在他的同乡和其他意大利人之间，能够得到最广泛的阅读。第二个驱使但丁使用俗语写作的原因是这样的：但丁看到文学研究已经被所有的人、特别是王公贵族和一些大人物所忘却，但讽刺的是，这些大人物还经常是诗歌作品题献的对象。结果，像维吉尔的伟大的作品和其他一些崇高诗人的作品，不但渐渐地不为人们所尊重，而且还遭到了群众的蔑视。[3]（pp.82～83）
    可见，用俗语来撰写《神曲》，是因为这是广大群众熟悉的语言。在薄伽丘看来，俗语摆脱了拉丁文的贵族、教士和知识分子气质，因而更加适用于开启民智，救世、济世。
    第三个问题是：文艺复兴仅仅是诗歌创作活动、还是具有社会功能的社会运动？薄伽丘特地用了三章篇幅，论述诗歌是什么、诗学与神学的区别及诗人的桂冠等问题。当时，以彼特拉克为首的新诗如日中天，却遭到教会保守人士的恶毒攻击，因为这些新诗屡屡引用希腊异教神灵的故事，被他们攻击为亵渎神灵、低级腐败。为此，薄伽丘特意对诗歌的性质和作用进行界定：
    但丁认为诗歌创作，并不像许多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毫无价值的、简单的神话寓言。透过诗歌的表面，但丁看到隐藏在下面的历史和哲学最甜美的真理果实。所以，缺乏对历史、伦理和自然哲学认识的读者，无法全部理解诗人的原意。[3]（p.13）
    薄伽丘认为，文学的这种社会功能，在但丁的名著《神曲》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他将生命视作三种类型：邪恶的生活，远离罪恶向美德靠拢的生活和高尚的生活。他把他的作品取名为《神曲》。《神曲》被划分为三部曲。在文章开始的时候，但丁谴责邪恶的人；在结尾的时候，但丁对善良的人进行夸奖。他把这三部曲在划分为章，把章下面再划分出节，这样可以让作品阅读起来更加条理清晰。他以诗的形式写作《神曲》，全文使用了佛罗伦萨语。这部作品奇妙优美，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在作品里挑出毛病。[3]（pp.74～75）
    但丁的作品具有惩恶扬善的功能，并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学作品。事实上，但丁在用纯洁而清醒的理性，用他那独有的富有激情和战斗性的文字，呼吁建立一个以美德为基础的社会。薄伽丘这样解读但丁的诗句：
    但丁的文字甜美惹人喜欢，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品尝作品的精髓时，便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有谁比但丁的呐喊更加令人恐惧，在悲苦的小说中，他责备活着的人犯过的错误，惩罚那些已经死去的人，还有谁会这么做吗？当然没有。透过他的刻画，他同时使善良的人警惕，使邪恶的人感到沮丧。因此，就这点来说，我们真的可以说，但丁有一副可怕的嗓音。[3]（p.95）
    这里，薄伽丘指出了但丁诗歌的批判精神。但丁能够从自己身处的政府高层位置观察社会，他从一个大的范围进行关照，发现了人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群众的缺点是什么，一些人怎么从平民的地位获得晋升，以及这一切事物的真实价值。
    薄伽丘认为：但丁对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热爱以及他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建立与古典文化的联系，开创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声。充盈在但丁作品中的是一种对于自己祖国佛罗伦萨的挚爱，是一种跃然纸上的爱国热情：
    但丁没有像现在人那样，匆忙投入到追逐财富的行列当中，他渴望的是永垂不朽的名声，他蔑视短暂易逝的财富，他放任自己投入阅读文学作品、获取关于诗歌创作的知识。通过不断的学习，他熟悉了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斯塔提乌斯和其他所有著名的诗人，在思想上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不仅因为理解他们的想法而感到欣喜，而且还模仿他们进行高贵的诗歌创作。[3]（pp.12～13）
    在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学术史上，历史学家汉斯·巴伦（Hans Baron）提出著名的“市民人文主义”说，认为1402年米兰入侵佛罗伦萨的那场战争是一个转折点，使研究古籍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对政治事务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对加强佛罗伦萨人的共和意识造成深远的影响[4]（pp.445～448）。“靠着热情和意志力，佛罗伦萨人维护了自己的自由，形成了为城市自由而斗争的动力”[4]（p.445）。而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却认为，维护共和国的自由理解是佛罗伦萨的一项古老传统，“自从米兰人在前十年（1301）屈从于维斯孔蒂的专制统治以来，佛罗伦萨一直是共和自由的主要保卫者”[5]（p.25）。《但丁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作者西门·A·基尔逊（Simon A.Gilson）解释了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是如何根据自己需要评价、接受但丁的，却没有触及但丁是如何成为文艺复兴伟大先驱的问题。我国学者倾向于把文艺复兴的开端定在但丁时代，认为但丁的思想已经“显露了新时代思想解放的曙光”，“有比较鲜明的新世界观的萌芽”，同时还“标志着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6]（p.69）。总而言之，学者们充分肯定但丁的文艺复兴先驱地位意味着：首先，但丁建树甚多，他对古典学进行研究，利用他的民族语言--意大利语进行诗歌创作，政治应当与宗教分离，争取意大利民族统一，是但丁奠定的文艺复兴理念[7]（pp.58～62）；其次，但丁与彼特拉克、薄伽丘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居民非常推崇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称之为‘佛罗伦萨三杰’。”[8]（p.122）在以这三个人为代表的早期人文主义运动时期，已经出现了研究古典文献的文艺复兴向建立自由公民共和国的文艺复兴转化，因此，把1402年佛罗伦萨与米兰的战争，作为早期人文主义向“市民人文主义”转化的标志，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薄伽丘的《但丁传》为“早期转化说”提供了实际例证：事实上，早在1350-1374年间，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运动已经不完全是古文考订，因为其时从但丁那里恢复了的意大利的自由思想意识，得到了发扬光大。这一看法，业已为众多现代学者所认可：“但丁发扬了现代世界的天赋并使其奠定了自己的风格。依凭相同天赋，彼特拉克跨越了黑暗之湾，恢复了辉煌的传统。同一种天赋使薄伽丘得以宣布世界的美丽，凭借着青春、力量、爱和生活的美好，人们不再惧怕地狱和死亡的阴影。”[9]（p.9）奥地利学者弗里德里希·希尔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他说：“但丁的灵性自我最终达到了内心的自由。人的意志‘自由、健全而又坚定--足以行动’，这是当时对人的看法，人的行动应当本着意志的决定。这样，人就为自己加冕，成为新的皇帝。”[10]（p.207）
    薄伽丘的呼吁，也同样得到后人普遍的认同。例如：在《佛罗伦萨人民史》中，列奥那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69-1444年）认为在战争、外交中为佛罗伦萨做出重大贡献的但丁遭遇流放，实在是一种不公正的遗憾[11]（pp.341,411）。还有学者指出：“在一个世间之事都是短暂幻影的时代，但丁却注重现实的事情。”[12]（p.28）正如但丁在《诗颂·十七》中所言：“来年欢快的春天里也许有我的幸运，天上的雨向四处撒播爱……只要熬过了这段冷若冰霜的时间？”[13]（p.191）1304年，在但丁遭遇流放的第二年，他还这么叹道：“尽管因为物质的东西失去太多而饱尝辛酸悲痛，但是，考虑到知识的东西仍然存在，通过智性的眼睛，我们必然能够感受到一种甜美的安慰。”[14]（p.18）在《飨宴》中，但丁更是表达出自己的感受：“我要说，尽管不同的意见宛如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但在最后，真理还是会浮现。”[15]（p.63）
    再概括一下：晚年，薄伽丘已经意识到了文艺复兴运动不仅是一场文化运动，而且还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因此，他要奠定但丁文艺复兴运动先驱的历史地位，使其成为一个爱国的、救世济民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来解决当时文艺复兴运动所存在着的诸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但丁传》不失为早期研究古典文献和诗歌创作的文艺复兴运动向批判现实、改革社会的文艺复兴运动迈进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当是早期文艺复兴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件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