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与合成抗生素是20世纪的伟大创新之一。由于在治疗人类和动物的传染病方面具有显著功效,抗生素在美国曾一度被誉为“灵丹妙药”。①当动物学家在试验中偶然发现它们具有促进动物生长的功能以后,它们就开始发挥治疗疾病和促进生长的双重功用。这一发现在美国畜牧业的工业化转型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②从那时起,美国的畜牧养殖业进入了大规模使用抗生素的时代。然而,关于细菌与抗生素的故事并未因此画上圆满的句号。滥用抗生素带来了耐药菌种类和数量的增多,从而危及人类健康。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和政府相关机构,自二战以来曾多次调查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可能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人逐渐认识到即便是“灵丹妙药”也是有局限的,人类应当明智、审慎地使用抗生素。迄今,美国历史学界虽已对抗生素问题有少量的涉及,③但尚未出现对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这一主题的系统论述,从历史学角度对它进行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入。而以环境史的视角来解读这段历史,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细菌、抗生素、农场动物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寻求较为合理的方式来解决抗生素滥用问题提供某种借鉴。 一、“灵丹妙药”还是饮鸩止渴抗生素的双重功用是针对它们在畜牧养殖业中的作用而言的,意即它们兼具治疗疾病和促进生长的双重作用。具体而言,抗生素在畜牧养殖业中主要发挥两方面的作用:其一,预防和治疗牲畜因细菌感染而导致的疾病;其二,提高牲畜的生长效率。④这双重功用的发现促使美国畜牧养殖业的转型,增加了牲畜的产量,对美国农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畜牧养殖业长期滥用抗生素也导致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隐患。由抗生素的双重功用带来的双重效果随之凸显。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农牧业和兽医药业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英国等一批欧洲国家的农牧业在二战的炮火中失去了生产能力,而美国从那时起开始承担起为盟友提供战时食品补给的责任。来自国内和海外的肉类需求的压力,迫使美国农业部不止一次督促国内的农牧场主为国家生产更多的粮食和肉类。在战时宣传的语境中,加快粮食和肉类生产是农牧业爱国主义的表现之一。针对牧场主的爱国主义宣传,则更多地侧重于为前线的战士生产更好的肉制品,让他们更加强壮,从而确保战争的胜利。 美国的牧场主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德克萨斯畜牧杂志》(Texas Livestock Journal)在1943年首期的发刊词中说:“赢得战争首当其冲”。[1]1943年德克萨斯肥畜秀和家畜展的主题是“给战士更优质的肉”。[2]与畜牧业扩大生产同时出现的,则是美国国内兽医教育和动物科研领域的飞速发展。美国在二战期间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兽医和动物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为研发抗生素储备了充足的力量。[3]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具体历史情境为抗生素双重功用的发现与使用创造了机会。 20世纪50年代以前,抗生素已经在畜牧业中有所应用,但最初只用于医疗而非促进生长。1948年,托马斯·朱克斯博士(Thomas H.Jukes,1906-1999年)及其同事的发现为抗生素双重功用的应用“打开了大门”。[4]他们在研究复合维生素B时偶然得出的抗生素可以促进动物生长的结论,[5]开启了美国畜牧养殖业将抗生素用作饲料添加剂的时代。在他们之后,又有很多农业方面的研究人员加入这一行业,从而抗生素生长促进剂的研发得以加速进行。[6]战后初期,美国化学企业和肉类生产企业需要把战时积累起来的巨大产能从军用转移到民用,对抗生素双重功用的发现符合这两个行业的需求,从而抗生素不仅作为疫苗,也作为饲料添加剂被美国的畜牧养殖业接受并利用。因为抗生素饲料添加剂的广泛使用,美国的牲畜饲养者渐渐放弃传统的饲养方法和技艺,而走向生产“现代肉”(modern meat)的工业化养殖阶段。美国学者吉米·斯卡格斯认为,大规模的饲育场和工厂式农场因出产肉制品的效率更高而提高了生产者的竞争力,从而逐渐取代了日益走入困境的传统牲畜饲养方式。[7] 民间调查机构拉尔夫·纳德中心于1972年出版的研究报告认为,抗生素和激素的使用促使养鸡业和养牛业发生了根本变化,使得单位面积上养殖的动物数量大大超过往昔的室内养殖成为潮流。这种养殖体系一方面有提高生产率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牲畜罹患传染病的危险。因为拥挤“造就了有利于疾病快速传播的环境”,而养殖者“为了遏制疾病和减轻压力”,则需要给牲畜“喂食大量的抗生素、镇静剂和其他的预防性药物”。[8]从而,现代养殖体系逐渐陷入依赖并滥用抗生素的恶性循环。 可见,畜牧养殖业将抗生素用作饲料添加剂的实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存在的意义。通过给牲畜饲喂低剂量的抗生素,在促进牲畜增产的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传染病的流行。如此便能够在提高畜牧业产能和产量的同时尽可能降低意外的损失,从而降低肉制品价格,使更多的普通消费者吃上肉制品。但是,这样一种意义的获得却是以家畜乃至人的健康为代价的。畜牧养殖场中大量的耐药菌通过污水排放和空气流通进行传播,大大加剧了抗生素耐药性的传播,开始造成公共卫生安全的隐患。 其实,从青霉素被最初用于人类医疗事业的20世纪40年代开始,有一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科学家们--抗生素的杀菌功效并非一劳永逸。⑤因为细菌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会产生对抗生素的耐药性,从而不断削弱和降低这些抗生素在对抗特定细菌方面的能力。为此,一直以来,科学家们不停地寻找新的抗生素以替代那些正逐渐失去疗效的抗生素。 可是目前研发新型抗生素的效率却大不如前。不久前,有文章用“逐渐变小的军火库”[9]来形容人类面临抗生素新品种匮乏的困境。“与耐药性问题相对应的麻烦是缺乏新的有效的抗生素--输送新药的管道长年来低速运转。因而,公共卫生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保持现有抗生素的有效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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