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政府和科学界普遍认为人类滥用抗生素加剧了耐药菌的日渐蔓延。这种滥用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首当其冲的是在人类医疗领域的滥用，其次则是在畜牧业中的滥用。人类医疗行业中滥用抗生素造成耐药菌的产生和传播是不争的事实，而畜牧业长期大量地将抗生素作为促生长剂，以低剂量例行加入牲畜的饲料的做法也难辞其咎。
    事实上，虽然这种做法在短期利益和局部范围来看，确实能提高产量并降低死亡率，但从长远利益和人类健康的大环境来看却无异于饮鸩止渴。长期在农场动物的饲料中以不足以杀死细菌的低剂量添加抗生素，类似于在动物身上进行培养耐药菌的大型实验，极易造成各种耐药菌在动物身上大量繁殖和交叉感染。而人一旦接触到患病动物或食用未经适当处理的带有耐药菌的动物制品，也会被感染。有鉴于此，美国政府相关机构从20世纪70年代起，着手调查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与细菌耐药性产生的相关问题，并做出过解决畜牧业滥用抗生素的初步尝试。但长期以来，这一情况却并未得到改善。
    二、“明智使用”与“审慎使用”的呼声现在，关于滥用抗生素将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公共卫生后果的结论已经普遍为人们所了解和接受。然而，这种共识的达成却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经过多次调查和呼吁才逐渐得出的。长期以来，“农业中抗生素的使用都是一个具有广泛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问题”，“也是一个有重大争议的问题”。[11]
    20世纪60年代，反对在畜牧养殖业中不加选择地应用抗生素的声音即已出现。第一份调查报告出自英国。当时英国国内也出现了在农业中使用抗生素是否合理的争论。为了解决争议，英国议会成立“畜牧业与兽医药业使用抗生素联合调查委员会”负责进行评估。1969年，该委员会出版《关于畜牧业和兽医行业中抗生素使用的联合委员会报告》，简称《斯旺委员会报告》或《斯旺报告》。
    《斯旺报告》认为给动物使用抗生素有可能对人类造成两方面的危害：其一，抗生素本身具有的副作用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其二，动物身上会产生耐药菌并有可能转移到人体。因而应对抗生素加以“明智使用”。[12]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这样一条：在动物饲养中使用抗生素时，应当对抗生素做医疗用和饲料用之区分，只有那些不用于人类医疗的抗生素才可以被加入动物饲料当作生长促进剂使用。这份源于英国的调查报告开风气之先，至今仍被视作同类调查报告中的经典。
    在此之后，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在1970年4月成立特别小组，调查在动物中使用抗生素的问题。小组的主席是当时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兽医处(Bureau of Veterinary Medicine)处长范豪韦林博士(C.D.VanHouweling)。特别小组在1972年发布调查报告，主要从给动物使用抗生素可能对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抗生素有效性造成潜在风险这三方面做出评价。结论指出，已有证据表明某些抗生素饲料添加剂会引起牲畜肠道耐药菌的增多，并有可能传染人类，且根据数据观察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即“这种做法导致了人类健康风险”。报告还建议逐步停止某些对人类医疗有重要作用的抗生素被当做生长促进剂使用，同时要求研发新型生长促进剂以取代现有的抗生素。[13]从报告中看，这时已认识到某些种类的抗生素之于人类医疗的重要性。尽管在这份报告中没有出现“审慎使用”一词，但是该报告的主要内容与观点已经表明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要求畜牧业审慎使用抗生素的指导性态度。几年后，担任这一特别小组负责人的范豪韦林博士与他人合作完成一篇文章，其中出现了“审慎使用”一词。[14]
    1977年卡特总统就职以后，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向国会提出限制在畜牧养殖业中使用抗生素的建议，却因国会内部反对派施加阻力而宣告失败。1977年9月，担任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局长只有5个月的唐纳德·肯尼迪博士(Donald Kennedy，1931-)受到参议院约翰·莫斯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严厉斥责，斥责的理由是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未能保护公众免遭动物饲料中使用抗生素所造成的健康危害。[15]随后，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于1977年底向国会递交关于在动物饲料中禁用青霉素、限用四环素的建议，但是它很快在1978年遭到众议院农业委员会的反对。为大农场主利益代言的众议院农业委员会在7月起草的一份决议中认为，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这项建议可能使农业生产者每年在增加的生产成本上多花7亿美元。决议要求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撤回其建议，直到该局能够提供有关抗生素添加剂造成危害程度的更为完全的证明为止。
    1978年8月公布的下一年政府农业年度预算案标志着反对派的胜利。根据这一预算案，政府将拨款25万美元用于抗生素饲料添加剂安全性的研究。其中指出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被期望在这些研究悬而未决期间，暂缓执行该局的任何及所有的建议”。与此同时，国会参众两院都认为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建议“明显缺乏将在动物饲料中使用抗生素的理论科学上的忧虑，同已证明的人类健康问题连结起来的决定性数据”。面对来自国会的压力，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做出暂时搁置这项建议并展开进一步研究的让步。[16]而这一议题随后长期被搁置，直到35年后的2012年才又被重新提上了议程。[17]
    如果只考虑经济利益的得失而不对利弊得失作综合考量，那么抗生素显然是“灵丹妙药”。但是很多专业人士却持更为审慎的态度看待这一问题。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局长唐纳德·肯尼迪承认在农业中滥用抗生素和人类健康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没有争论路线”，“我们在争论交通密度……有一条路线；你可以从这去到那里。问题在于它多久会发生一次?”[18]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访谈中，他依然认为当时的证据是足够用来证明应当限制青霉素、四环素和金霉素在农业中使用的，但是来自肉类工业的激烈反抗使得他们最终“输掉了那场战争”。[19]而用他的话来说，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这次行动的意义，在于他们“尝试对其采取行动并最终将其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上了台面”。[20]
    此后，美国官方科研机构继续跟进对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问题的调查。1979年科技评估办公室的报告《家畜饲料中的药物》[21]和1980年全国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动物饲料中抗生素的亚临床治疗使用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22]是这一时期出台的研究报告的代表。它们在主要观点上具有一致性，即都承认某些细菌对特定种类的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事实，并且认为耐药菌在得到治疗的动物间有相互感染的可能性，进而也认为与动物有密切接触的农场工人有感染耐药菌的可能性。但是两份报告都得出了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和在人类医疗领域耐药菌的出现之间缺乏必然的因果关系的结论，转而强调进一步研究之必要。2004年，美国总审计局应国会要求而作《抗生素耐药性：联邦机构需要更好地集中力量转向研究兽用抗生素对人类的威胁》，承认“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抗生素耐药性是一个正在增长的公共健康问题”，[23]指出“在动物中使用抗生素可能在未来成为影响美国贸易磋商的一个因素”，且“欧盟可能反对美国把抗生素用作促进生长的目的，因其成员国正在废止那种使用。”[24]这份准备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不仅把美国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问题与公共安全问题挂钩，而且与国际贸易问题挂钩。如果这一观点对政府产生影响，美国政府则会加强对滥用抗生素的治理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