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化革命》的作者伯克特，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古典学者。他的这部作品“标题大胆，行文谨慎”，并没有简单纠缠于概念和术语，也没有带着先入之见去进行研究，而是侧重于提供证据，为比较研究搭建平台。“东方化革命”这样一个标题更多是吸引注意力。有些学者确实像伯克特一样，在内容上并没有简单处理，而是以翔实的证据来说明具体文化事项，如韦斯特的《赫利孔的东方面孔：希腊诗歌和神话中的西亚元素》。即便是伯纳尔招致诸多批评的《黑色雅典娜》，如果说第一卷只是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整理欧洲人对古典文明的观念变迁历史，因而可能只会被视为一种外在性批评的话，那么第二卷、第三卷中较为翔实的史料和论证就应该引起任何严肃的古典学者的注意了。
    然而，在这一研究领域，与上述中国学者一样带有明显价值判断的作品并不在少数，如美国阿肯色大学松崖分校詹姆斯博士的《偷来的遗产：希腊哲学是偷来的埃及哲学》。尽管希腊人自己认为哲学最早起源于埃及，希腊哲学家从埃及学习并带回了哲学。然而，哲学思想毕竟属于观念范畴，想要从简单的人物活动或表象的相似特征归纳出哲学思想的传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詹姆斯该书中的漏洞随处可见，如“埃及的神秘主义学说到达其他地方的时间要比到达雅典早了数个世纪”、“希腊哲学发展时期（公元前640—前322年）处于内外战患中，不适合产生哲学家”、“埃及和希腊体系的外部环境具有同一性”，因而，希腊哲学是偷来的埃及哲学。这样简单偏激的论断，在严谨的学术研究中并不足取。如果说标题冠之以“偷来”一词是为了吸引眼球，尚可接受，但作者行文中也多次使用这一价值倾向和感情色彩浓厚的字眼，更是容易招致反感。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在纠正古典主义的孤立倾向、反对种族主义的欧洲中心论方面有一定积极意义，那么，对这一概念激进的理解和阐释则是矫枉过正，难免走入另一个极端。因此，要从专业领域研究“希腊和东方世界的联系”这一课题，还需要暂且放下“东方化革命”这样想象性的预设前提，从基本史料和文献出发，深入探讨具体问题，才有历史的宏观建构之可能性。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