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起，我们课题组持续在美国各档案、图书馆等机构收集抗战时期西方人士对中共敌后根据地观察的历史记载。这些史料从军事、政治、经济、宣传、组织、战略战术等不同角度，如实记录了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如何在敌后坚持开展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鉴于这些文献的历史价值，我们决定把这几千份来自大洋彼岸有关这段难忘历史的档案，编成影印文献集丛书，并相继译成中文，提供给国内外抗日战争研究者、对抗战史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一、史料的价值与意义
    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中国实际上有三股力量在作战：日本军队、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又分中央军和地方军阀)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战场也分为三类：国民党军队抵抗日军的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开辟的敌后战场，以及国共两军的对峙。国共两党虽在抗战中结成统一战线，但双方的矛盾根深蒂固，摩擦不断且发生过严重冲突。此外，随日军为虎作伥的还有大批伪军，多数是原国民党军队。
    不同于正面战场，中共在敌后进行的广泛战斗并没有众多国内外新闻界的关注。除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以及五一大扫荡等重要事件之外，其他无数次小型战役鲜有详细的文字记载。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当时看来这些分散的、小规模的游击战属于战争侧翼，并不那样引人注意，很少有人能洞察其战略意义；二是由于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外人很难进入中共根据地和游击区了解到真实情况，而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报道和记载，对于中共游击战往往带有根深蒂固的成见。三是敌后战斗的紧张和根据地的环境艰苦，中共方面自身的记载有限，即便有所记载也难以保存下来。
    实际上，百团大战并不真正体现中共抗战的关键作用。这次战役虽然打击了日军，但随即遭到日军大规模报复，对敌后根据地造成了极大损失。随后中共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次战役成为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战战略战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①事实表明，在敌强我弱的状况下，化整为零，打游击战才是最好的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方式。这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手段……”②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必然遵循的原则来看，真正能体现中共战略战术精神的恰恰是那些基本上没有多少史料记载的中小型突击战。由于武器装备的限制，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无谓牺牲，在日军进攻时往往避其锋芒，而在敌军无准备时发动突然袭击，“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争取以最小的牺牲换来对敌人最大限度的打击。
    抗战期间，几乎每一个西方人士，不管政治上如何右倾、在去之前如何受国民党有关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谣言所蒙蔽，去过抗日根据地之后，都清楚地认识到，中共领导的游击战，在武器奇缺、环境极为残酷艰苦的情况下，已经在广大敌占区有力地牵制住了大批日伪军。他们相信一旦中共获得较好的装备，就有可能给侵略者带来致命打击。因此不少来访者通过各种渠道向西方宣传中共的游击战，以取得盟国领导层中有识之士给予八路军、新四军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这些人的呼声冲破了日军与国民党政府对敌后根据地的重重封锁，把中共领导下人民武装英勇善战的业绩传到外界。
    日军在与中共长期武装对峙的过程中，也充分认识到武器装备奇缺的中共如果得到外援，他们应对中共领导下的游击战就更困难。因此对敌后根据地的西方见证人也倍加防范。例如，抗战末期，日军以重金悬赏追杀前往敌后考察的七个美军观察组成员，其中一位亨利·惠特塞不幸牺牲；另一位布鲁克·杜伦也在地道中被困近一天一夜。冀中老百姓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最终帮助杜伦死里逃生。
    可以说我们收集的中共领导下敌后游击战的观察文献是他们当时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来的。由于这些观察人员的专业能力(或是记者或是军事情报人员)、超越国共两党意识形态冲突的视角，他们当年留下的历史文献是相对准确、客观的。为展现当年中共领导下的抗日人民战争，留下了有极高参考价值的历史见证。
    二、史料使用状况
    这些珍贵文献中大部分在国内尚未被使用过，而在国外也主要用于对这批西方见证人个体与群体的命运描述上。关于去过根据地的西方见证人，在国外特别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后，出版过一批著作。其中一部分是为这些人在麦卡锡时代遭受的迫害而鸣不平，把他们概括地称为中国通。如康恩的《中国通：美国外交官以及他们的遭遇》强调这些人如何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③彼得·兰特却是围绕着中国通父亲的经历，采访了不少与他父亲同时代的当事人，写下了这段历史。④保罗·戈顿·劳伦编的《中国通：伦理与外交》一书既包括了研究者的论文，也包括了当时部分亲历者，如戴维斯，几十年后对这段经历的总结。⑤麦金农在1985年邀请了几乎所有当时在世的三四十年代中国通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开会，《中国报道》一书就是以口述历史形式发表的会议记录。⑥虽然其中一部分作品也用过一些60年代开始解密的这批历史文献，但是由于这些文献主要用来补充对中国通个人经历的描述，这种运用还是缺乏对文献本身的系统研究与分析。
    另一部分著作描述了抗战时期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如舒美科的《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令人信服的交往》一直追溯从1927年到抗战时期美国人与中共的接触；⑦而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却只局限于抗战时期美国人与中共的来往。⑧里尔登一安德森在《延安与超级大国》一书中描述了中共在抗战过程中如何在美苏两国之间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⑨比较而言，这些著述学术性较强，运用较多历史文献。但不管政治立场如何，所用史料还是主要限于引用当时有关外交策略的文献，用以说明当年中美关系的走向。而对中共军事潜力的记载，由于冷战带来的意识形态对立，几乎没人引用。
    还有一部分是这些西方中共抗战目击者的传记与自传。这些传记多半是有关观察组成员，或曾对派观察组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⑩值得指出的是最有影响的传记，也可以说这类书里最著名的作品，要数芭芭拉·塔克曼有关史迪威的传记——《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11)历史学家卡萝尔·卡特则准备了数十年，以大量档案文献和对观察组成员的采访记录为依据，写了唯一综合描述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考察团：1944-1947》的著作。遗憾的是该书尽管对观察组在延安的活动描述不少，但几乎没对这段历史做什么系统分析和梳理。(12)总而言之，西方，特别是美国，对这批人的研究虽然不少，而且也参考了一定数量的历史文献，由于视角还是主要集中在个体与群体经历上，对这些历史文献的利用还是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的分析与梳理。
    在国内，由于以前不易得到这批史料，对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以英文二手著作为参照的。“文革”之后，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关这些西方根据地见证人书籍与他们生平传记的译本；遗憾的是译文往往不完整，而且多数不够准确。因此，国内学者往往只在国外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写过一些以敌后根据地的西方见证人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如牛军1992年《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13)以中共外交的起源来分析抗战期间延安与西方人士的接触，为研究中共外交史开辟了新领域。张威研究了史沫特莱的生平与她在中共抗战时期起的作用。(14)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课题组对埃德加·斯诺对中共走向世界的贡献进行了分析。(15)陶文钊对观察组到延安在中美关系史的作用做了较高评价。(16)胡月英对观察组的成因和目的作了分析，即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以及美军需要中共配合在山东沿海登陆的计划。(17)于化民对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始末做了整体描述。(18)
    国内这些研究虽然使读者们对这些曾经去过根据地的西方人士较为熟悉，但由于资料来源有限，很少使用国外第一手原始档案，只有吴景平在80年代根据观察组文献写过一篇题为《美国军事观察组发自延安的报告概要》的短文，(19)其他论文基本上只用公开发表的文献集，尤其是美国外交文献集资料。同时，多数论文往往强调观察组成员对中共的态度，而忽略他们来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根本原因：考察中共抗日的军事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