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美国与中共抗战交往导致失败的文化因素
    通过阅读这批史料，我们可以了解到美国初次与中共交往的复杂性。他们的交往有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1945年1月9日毛泽东还曾经通过克洛里上校捎信给魏德迈将军，要求以私人形式到华盛顿去拜访罗斯福；部分是因为中共不仅希望在抗战时期得到美国军事援助，也希望战后经济建设方面得到支持。(45)尽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共与美国政府第一次官方接触却没有防止二战后双方关系从同盟的“战友们”走向冷战中的对手。
    除却美国国内两党对总统席位的竞争，美国战略反攻路线的改变，政治考虑从战时转向战后，美国在西半球反苏反共不可能在东半球实行相反的政策，以及美国军政界驻华人士的变化等，还有一个属于文化范畴的因素：就是西方人士、特别是美国政界，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根本误解。无论是罗斯福也好，还是先后介入国共两党关系的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也好，最初都抱着一个先入为主的信念，以为国共两党之间就像美国国内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一样，可以作为执政党与反对党而和平共处。
    从意识形态上，中共是处于美国政治的对立面。因此，即使国民党不是执政党，从逻辑上讲，美国也应该站在国民政府一边。所以无论是扶蒋联共也好，还是扶蒋反共也好，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政界人士眼中还是中心。既然被选择为中心，美国就希望国民党能在反轴心国的战场上起作用。但是事与愿违，美国大使高斯一到中国就建议选择蒋介石作为美国在中国战场的主要支持对象，然而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仅仅一年中，就对国民党政府极其失望。高斯把共产党得民心的缘故归功于国民党国策的失败：“如果国民党有远见，采取一些简单而卓有成效的办法：搞农业改革，搞合理税收，按工合方式发展本土工业，就可以彻底拆掉像共产党这样的反对派的台。”(46)由于国民党政府不能在农业、财经、与工业发展三方面自立，迫使美国政府为了在中国战场上找到一个能有足够军事潜力得以与日军抗衡的同盟，不得不正视自己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中国共产党。
    其实这种态度不仅代表了当时一批在重庆使馆工作后来被打成红色分子的中国通，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抗战时期大多数前往延安探险的西方人士。不管他们政治立场如何，这些人无疑都是反轴心国的，同时对战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有着切身体会。去延安目的就是希望证实还有一支生气勃勃的抗日武装力量活跃在敌后战场上。
    然而当中国敌后根据地与国民党控制区产生了鲜明对比，确实证实了这些人的希望时，大部分人又很难克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成见。一方面这些到过根据地的西方见证人或者把中共称为带引号的“共产党”或“所谓的共产党”。部分由于当时中共为了能在敌后根据地坚持下去，不得不随机应变采取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温和政策，因此似乎也从表面上证实了这帮西方自由主义者们的“良好愿望”。另一方面这些人又用西方两党制，或者议会制来做自我安慰，似乎这样就可以避免看到中国在战后成为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实际上这些西方反轴心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是必然会失望的，正如邓野指出的那样：“根据民国政治的逻辑，联合政府的提出，其基础与依据必须出自武力，然而联合政府本身，却又是一个超武力的民主与和平的要求，但是，根据中国逻辑自身的历史局限，以武力为基础提出的问题，很难以武力之外的方式而获得解决。”(47)共产党绝不会把军队像赫尔利所希望的那样，完全交给国民党政府，这相当于交出了自己生存的权利。国民党也绝不会像马歇尔所希望的那样，允许中共保持相对比例的军队，这等于给中共时间与空间进一步发展壮大，其结果是必然即将从根本上威胁中央政府的存在。因此国共冲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最终在解放战争中诉诸武力获得解决。
    这些曾经目睹过中共在艰苦卓绝环境中在敌后抗日的西方见证人，就成了错综复杂历史变迁漩涡中的牺牲品。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风行一时，这些中国通们被右翼指控为“失去中国”的罪魁祸首。其中一些年轻有为的外交官们，如戴维斯、谢伟思等，为了这段经历还断送了在美国政界的锦绣前程。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情报人员，当年以高度的责任感撰写出的精彩报告，内容不仅没有被美国政府采纳，而且至今还尘封在国家档案馆里，很少有人问津。鉴于中共游击战史料的匮乏，这些西方人士的观察从军事策略、政治宣传、组织结构、日常生活等各方面，提供了了解敌后根据地抗战的珍贵文字和影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