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献集分类
    为了充分利用这批历史文献，我们去年赴美国国家档案馆收集了大批有关资料。基于这些不断在丰富、充实过程中的文献资料基础上，我们课题组成员根据不同主题编辑、整理了英文原文影印文献集，供国内外各界读者使用。这些文集多数是以历史人物为主线，根据大致时间前后顺序排列的，其中也有个别文献集是以特定主题为线索。编者在文献集的引言中都做了画龙点睛的分析梳理。同时我们也翻译并陆续出版这些文献集的中文译本。
    1936年埃德加·斯诺去保安打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新闻封锁，从此中共的抗日作用开始引起了西方媒体注意。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根据地严加封锁，只有1937-1938年与1944-1945年两个时期，部分西方记者得以进入敌后根据地。但是他们仍然留下了不少有关中共抗日的书籍与报道，这部文献集收录了美国各档案馆所藏有关这批记者和其他民间来访者的文献史料。
    埃文斯·卡尔逊是第一位考察抗日根据地的美国军人。这部书信集中收集了1937年到1945年卡尔逊与罗斯福总统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通信。卡尔逊1937年末1938年初考察了中共的敌后根据地，从此与中国抗战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上百封通信记录了卡尔逊从一个军人的角度分析中日战争的种种观感。这些信件虽然有少部分已翻译成中文，但卡尔逊1938年以后与罗斯福的通信却不为人知。
    出身于英国书香门第的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迈可在1938年到1941年一直为八路军提供医药与通讯等急需物资。在太平洋战争之后的四年中，他在敌后根据地为提高中共的通讯技术作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为了能使中共敌后抗战得到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认可与支持，林迈可在八年中还写了大量的报告与文章，记载、分析了当年抗日根据地军事、经济、组织机构的状况。
    美国政府之所以开始关注中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担心国共两党冲突会削弱中国抵抗日本的军事实力。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共冲突一直是美国的一个关注点。有关国共关系文献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摇摆不定的走向。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敌后根据地消息封锁，除却有限的西方来访者外，美国有关中共的消息来源很大程度来自中共自己的宣传。这部文献集集中收集了美国国家档案馆中当年政府机构保存的中共宣传文献，据此可以了解、分析抗战时期美国政府是从哪些方面来关注中共敌后抗战的。
    同时，另一部文献集中编录了中共领导人与西方官方与民间人士的交流，包括记者采访、谈话记录、电报与信件往来，从中也可以看出当初中共领导人对西方人士宣传工作的重视。
    在1939年到1944年五年间，国民党政府对中共敌后根据地的消息严加封锁，为什么在这之后，罗斯福政权一定坚持要派出美军观察组，直接与中共建立官方联系？以美军观察组缘起为主题的历史文献集，为找出这个错综复杂问题的答案以不同层次提供了线索。
    约翰·戴维斯是当年美国中国通中的思想家，并被公认为美军观察组的设计师。戴维斯与谢伟思等主张与中共接触，很大程度上是从从美国国家利益考虑，希望战后对苏联扩张的遏制。尽管50年代初美国右翼攻击他们亲共，而冷战理论的奠基人乔治·坎南则称赞谢伟思在延安对中共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分析为“绝对出类拔萃。”(20)
    如果戴维斯与谢伟思文献集为我们勾画出外交方面有关美军观察组的总体构想，美军观察组成员考察报告则从另一方面对观察组所起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综合性总结：从收集情报、战地考察、技术合作、军事合作等方面，梳理、分析他们在将近三年时间里在延安以及敌后根据地与中共多方面的合作。
    美国战争信息局与战略情报局十分关注所谓中共对日本战俘的心理战，即中共对敌军的政治宣传。在近三年时间里，美国政府派遣了数位日本通常驻延安，先后撰写了71份报告，专门记载中共对日俘的政治思想工作。由于冷战，这段中美之间的合作几乎已经被遗忘。心理战文献集，为我们提供了深入认识、研究、分析这个潜在意识形态对立双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合作，以及后来对冷战的影响。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消耗战，因此经济战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谈到抗日战争中的经济战，工合运动就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工合运动始于国统区，却对敌后根据地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有关中国工合运动兴衰的文字记载为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赫尔利，像罗斯福总统那样，相信国共两党之间和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一样，不难达到求大同存小异的和解。罗斯福晚年选择赫尔利提出的表面上看起来是解决国共冲突最简单的办法，把赫尔利派往中国，代表美国进行调节。这种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的结合，使赫尔利在中共与美国关系转向冷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也选了几部文集，翻译成中文后，与英文文献集同时陆续发表。为了从敌军视角观察中共抗日，我们也编选、翻译了日本外务省有关中共活动的谍报文献集。这些资料总汇起来，为研究国际视野下的中共抗战提供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视野。
    四、西方人士是怎样进入敌后根据地的
    西方人士在抗战期间能否接触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共关系。因此这些人对中共抗战的文字记载往往是阶段性的。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因为害怕中共抗日真相传播出去，对自己产生不利影响，对红色根据地严加封锁。不过一旦大敌当前，国民党政府就会出于军事的需要，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内放松对敌后根据地的新闻封锁，允许外国人到边区去。而一旦日本放松了对国统区的进攻，国共合作就面临破裂的危险，国民党政府又不遗余力地禁止外界人士进入边区。
    实际上，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期对边区放松封锁的只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7-1938年，淞沪战役之后，中国开展了全面抗战，1937年9月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这一时期里一批记者步埃德加·斯诺的后尘，前往延安和华北根据地。加入他们的行列还有传教士、工合雇员、医生、技术人员、包括一位军人卡尔逊。来访者们写了大量的报道和书籍，把中共敌后抗战的现实传到外界去。第二个时期是1944-1945年，日本对国统区实行一号作战计划。1944年春，陕北中外记者团前往延安考察，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而在1939-1944年五年中，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起之后，中共也曾经通过城里的地下党和根据地的游击队帮助过一些外国人，尝试着对英美实行国际统一战线政策。(21)
    这些来访者有一个普遍特点：大部分延安的西方来访者在没去根据地之前，对中共抗战的认识，往往受国民党反共宣传影响，成见较深。但在他们有过根据地生活的真实体验后，几乎都彻底否定了以前的看法。部分由于国民党宣传与边区抗战实情相差太远，部分因为国统区司空见惯的腐败，这种强烈反差反而使他们对敌后根据地抱有更强烈的好感。
    在这里可以举三个例子：一位是花旗银行分行经理霍尔，1942年5月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由北平逃往晋察冀，在敌后根据地滞留了6个月，进行考察，后经重庆回国。霍尔在给美国使馆报告中强调说明，自己在去根据地之前，对中共抱有很深的成见。在报告结尾指出，“任何没有来过敌后根据地的人，都不可能真正认识到日本侵略者对这里的人民造成了多大的苦难。”日军足迹几乎踏遍了每个村庄；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但是侵略者的强暴并没有让根据地人民屈服，反之，“华北地区人民所做出的真诚爱国主义的努力与延安以南地区比比皆是(抗日)的惰性形成了鲜明对比。”(22)
    第二位是《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毛里斯·武道。他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顾问。1944年3月，国民党中央政府同意组织陕北中外记者团。武道被选为成员之一。由于他在国民党政府内的官方身份，据说又与宋美龄与宋霭龄关系密切，所以一提到他也是代表团成员，其他同行记者纷纷抗议，称他为国民党政府派来的“走狗”，有碍记者团对延安新闻报道的客观性。(23)但武道到了延安，又去了敌后根据地，亲眼看到中共与日军作战的现场，五个月后专门写了一份驳斥国民党散布的有关中共游而不击谣言的报道，题为《我从陕北回来》，发表在《重庆大美晚报》上。(24)
    第三位是观察组第三任组长，威尔伯·彼得金。他政治上属于右翼，在根据地期间，也从不掩饰自己的反共立场。通过四个月的敌后根据地考察，彼得金对中共抗日的决心与能力有了清楚的了解(据中共晋察冀的报告说，彼得金主要负责考察中共军事实力)。(25)彼得金对程子华等人表示：“我虽不同意你们的主义。而你们所做的一切我都非常同意，且赞美”。(26)几十年之后，他还是不忘当初在敌后根据地的经验。1992出版了一部题为《在中国：1943-1945》的书，用日记形式如实记载了他在观察组工作经历，包括他去抚平视察敌后根据地实地考察记录。(27)彼得金抱着一个信念，“杀我敌人的人就是我的朋友”，因此尽管意识形态冲突，他回美国后还在不同场合讲演，通过自己看到的地道、地雷等斗争方式在敌后抗战所起的作用，向美国人介绍不为人知的中共游击战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