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聚焦于中共军事潜力
    我们收集的大量有关中共抗日的文献往往聚集于中共抗日的军事能力，而且通常对此作了相当高的评价。中共与西方在抗日时期外交起源主要来源于抗击法西斯军事上的需要。否则，大多数当时到敌后根据地的西方人士，并不会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因为这些来访者中间很少有人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在观察组去延安之前，虽然去延安的其他西方人士对中共抗日力量十分关注，但是除罗斯福前卫队长卡尔逊是海军陆战队军官以外，其他人基本上对军事是门外汉。大部分是记者，还有医务人员、工合雇员、与传教士。
    这种情况在1944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1944年7月22日到1947年3月11日，美军观察组有上百个成员曾经先后驻扎延安。这些成员除少数外交官外，主要是海陆空三军的情报人员。不过，那些早在观察组去延安之前就来延安非军事西方人士，如斯诺等记者，也往往把他们的关注点放在抗战上。甚至医生也不例外，如军医梅尔文·卡斯伯格少校是第一个到敌后战场去考察的美军观察组成员。(28)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日对峙不仅仅限于军事战场上，而且由于这场战争是持久战、消耗战，有些其他因素，如经济较量等，甚至比纯军事更重要。因此所谓军事是广义而言的，包括经济政策、组织结构、政治工作、宣传鼓动，甚至也包括伤员救护…总而言之，鉴于抗日战争的持续性与特殊性，军事一词应该包括一切影响军事力量对比的多种因素。
    1937年7月7日到1938年8月13日，国民党军队从北平一路溃败到上海，而日军只顾乘胜追击，造成了华北大片土地权利真空。“无数败兵们以及无数聚集在日本人名下的伪军到处祸害老百姓”，以至于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马上进入敌占区，抓住广大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心理，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给他们带来了相对的社会稳定与对农民的尊重，因此八路军受到了老百姓欢迎与支持。”(29)
    实际上国民党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敌后战场游击战在战略战术的重要性。如1938年起国军就曾开始准备到敌后打游击，并邀请中共将领如叶剑英等人，为他们讲述有关游击战的课程。用白崇禧的话来说“要用共产党当初打我们的办法打日本。”陈诚在1940年对埃德加·斯诺声称有一百多万国军在敌占区活动；(30)但正如林迈可1944年总结的那样：“只有共产党武装能坚持敌后武装斗争，虽然他们没有得到外界援助。1941年有接近上百万中央军在敌后活动，其中不少从后方得到武器与装备。但到现在为止他们只剩下几万人了。其中不少人被日军消灭掉了，而令人羞耻的是另一大部分人投降了日本人，成了汪精卫傀儡政权下的伪军……”(31)
    谢伟思分析中共的武装力量时说：“八路军是一支政治部队；他们的思想工作、组织群众及经济政策——以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同时改善穷人生活为主导——所有的一切都主要为战争服务”。(32)中共之所以能在敌后坚持打游击战，主要取决于强大的组织能力，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总动员。”(33)在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在斗争中逐渐完善自己的组织结构与政治思想工作系统，大力开展了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得到了当地老百姓支持。根据地老百姓的支持为游击区的建立与巩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1)提供给养，使中共武装力量能在艰苦环境中生存下去。
    (2)群众组织为部队建立了一个情报网，使他们尽可能避开日军有准备的进攻，而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对无准备的日军进行歼灭战。
    (3)青壮年加入民兵组织，一方面在不脱产情况下抗击日军，另一方面为正规军、地方武装、提供了有一定战斗经验的后备军。
    因此民众对中共的支持力度是西方观察者衡量中共军事力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如当初观察组之所以到延安，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考察以前西方人士关于中共是否的确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但史迪威将军觉得他们在延安的调查报告还是分量不够。在接到美军观察组刚到延安赞扬中共抗日的报告后，马上决定派出八个一组情报人员到敌后游击区进行战地考察，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充分证实老百姓对中共的支持力度。(34)
    六、美军观察组在延安
    由于这是美国抗战中与中共唯一的官方交往，我们从美国各档案馆收集的大量文献是有关美军观察组的。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引起了中共的极大重视。1944年8月15日毛泽东亲自改写了《解放日报》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不仅在题目“欢迎美军观察组”加上战友们三个字，(35)而且根据我们在中央档案馆看到的文件，他对社论中许多句子都做了细致的改动。(36)
    中方热情不是单方面的。当时中共中央看到国民党政府不遗余力地管美国要援助，明文下指示不要向美国人主动提出要武器。而多位观察组成员，如包瑞德、谢伟思、毕德金等则先后提出要为中共提供武器的设想。(37)美军观察组最初打算在延安驻扎三个月，但由于种种军事与政治上的考虑，逗留了将近三年之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观察组成员名单上有上百人。
    除了几位外交官之外，观察组报告主要是从经过专业训练的海陆空三军军事情报人员的角度，来向美国政府与军队描述中共抗战实况。在这近三年的日子里，观察组成员写了大量报告，忠实地向美国政府提供了敌后根据地有关对日俘“心理战”(即中共对日俘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共抗日武装的组织结构与战斗力、根据地老百姓的支持力度以及搜集敌情的能力等详细军事情报。
    美军观察组之所以要驻扎在延安，除却地缘政治多边关系方面的考虑，是有明确的军事目的的，而中共之所以对美军观察组给予大力支持，不仅仅因为美军是同盟，更重要的是希望得到美方在武器装备上支持。通过观察组报告，我们可以说中共在最初时期(观察组成员称为蜜月时期)，中共多方面满足了美军要求：
    (1)敌军情报；中共不仅履行了诺言，而且超出了美军情报机构的预期：“几乎在日占区的每个角落，延安队伍都有常驻情报人员或武装力量。因为他们不断与日军发生战斗，他们拥有敌军战俘与情报的出色资源。”(38)包瑞德在给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报告中写道：“这一点完全可以看清楚，只要有共产党人的合作与协助，你们所做那种工作机会在华北一带是没有任何限制的。”(39)用观察组成员克洛里少校的话来说：中共根据地提供了“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敌后军事情报来源。”(40)
    (2)救助美军飞行员：美军观察组延安气象台是全国最准确的一个，为美军飞行员提供了更安全的飞行条件。同时中共对敌后被日军击落的飞行员也进行了大量救助。特别希望如果美军在沿海登陆，中共游击队可以在敌后给予掩护与支持。
    (3)对日宣传：当时有一百多日本战俘在延安工农学校学习，而其他有几百日俘分散在各个敌后根据地里为中共做火线宣传。这批日俘不仅真心诚意地为中共工作，而且还教美军战争信息局前往延安的工作人员如何起草日军能接受的，符合日本士兵心理状况的传单。因此美军观察组中的日本通在驻延安期间先后给美国军政界写了71份报告，探讨如何借鉴中共对日军战俘进行“心理战”的方式。
    总而言之，美军观察组认为在敌后根据地逗留对太平洋战争顺利进行是有很大帮助。一直到赫尔利作为驻华大使于1944年末实行一边倒倒向国民党政府之后，美国战略情报局还仍然在想如何与中共共同完成多项军事计划。其中一位负责人保罗·赫利韦尔上校在1945年3月26日写道：“如果迪克西使团全力以赴地工作，我们需要同时至少有一百多个美国人员在华北开展活动，这些人一半应该是军官，而另一半应是征募来的。”(41)
    可以说美军观察组的中国通们是最早一批认识到如果蒋介石在抗战结束之后发起内战，赢家有可能是中共，而不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在1943年6月24日，美军观察组被派出一年之前，戴维斯在要求美国政府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报告里明确指出：抗战胜利后，如果蒋介石要打内战，中共在武器方面得到苏联的支持，就会打败国民党，成为新中国的主人。(42)而观察组成员们通过实地考察，普遍认识到如果内战发生，中共抗日实力会使他们在内战中战胜对手国民党。
    而且这些中国通也知道，在抗战八年中，苏联主要把武器给了他们的对手国民党，几乎没有给过中共。用戴维斯的话来说：“虽然中共领导口头上不承认，”对苏联不提供武器援助这件事“他们不可能不对此气愤，除非他们没有七情六欲。”(43)换句话说，谢伟思、戴维斯认为只要美国政府努力，美国有可能争取中共相对中立，因为中共是在各国共产党中，唯一有能力独立于苏联的。这种独立性也来源于中共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独立自主的政治军事力量。因此，这些美国外交界中国通们一致认为：为当前抗日和战后遏制苏联这两方面的美国的实际利益着想，中共军事力量应该成为美国政府尽可能与中共保持良好关系的主要原因。
    但是，其他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对这一点远不如身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认识深刻。1945年7月，美国战争信息局编写了一部名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长篇报告，为战后中国政治形势变化做准备；虽然报告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几乎所有不带偏见的观察者都一致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卓有成效、有最好的政治组织系统与最强的纪律性、最有建设性的队伍……”但是显然还是不相信武器占绝对劣势的中共会在解放战争中胜利：“有些最敏锐的观察者们居然认为‘如果今天重庆反动政府继续当权的话，’中共将夺取(中国的)领导权。”(44)换句话说，在1945年7月，虽然编写分析中共报告的美国战争信息局工作人员，对亚洲战况有一定了解，他们也认为这个预言不可思议，更别说那些对亚洲状况一无所知的美国政府高层领导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