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自成立之日起，其外交政策就包含着一个“与生俱来”的特殊任务：解决因纳粹德国的统治及发动二战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抚慰受害国和受害民族的巨大创伤，与后者恢复并建立正常关系，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和解。因此，对纳粹历史的立场和处理历史问题的态度成为联邦政府制订和实施外交政策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联邦德国成立后需要处理的纳粹“历史遗产”涉及的面很广，本文讨论的重点仅限于国际关系、政治制度及政治文化领域。
    一、德国的历史包袱与德法和解
    1945年5月8日欧战结束，德国在物质、精神和道德上陷入前所未有的灾难和困境之中。联邦德国自成立起就背负着“两个历史包袱”，德国学者维尔弗里德·布雷多夫(Wilfried Bredow)将其概括为：纳粹主义的历史；受害国由于担心德国重蹈覆辙而对它的历史“污点”保持长久的记忆①。布雷多夫认为，第一个历史包袱更为沉重，因为它不断引发德国国内就历史问题进行激辩；第二个历史包袱的影响力则取决于德国是否会采取重新引起它的邻国和其他国际关系参与者担忧的政策②。事实上这两个历史包袱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总体而言前者主要通过国内政治，也就是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特别是通过主流社会对历史的认识和评价间接地影响国际政治；后者则直接对德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③
    二战后德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历史上德国在文化上属于西方，但政治上长期游离于西方民主制度之外，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实践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原因而归于失败。与一战后不同，1945年后德国“政治、社会和道德的连续性发生了急剧的断裂”，德国反西方的特殊道路就此终结。④1949年联邦德国通过接受西方制度模式在政治上真正回归西方，融入西方，⑤正如阿登纳所表示的那样，德国在政治“价值观上属于西欧世界”⑥。德国的这一历史性转轨促使它在承担战争罪责和消除战争后果的过程中，“对西方政治文化毫无保留地开放”⑦，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历史反省，这持续地体现在有关对内和对外政策制订和实施的过程中。
    联邦德国成立之初所面临的外交形势相当严峻，恢复国家主权、处理与主要战胜国之间的关系、保障自身安全成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鉴于纳粹统治的历史教训，在实现上述目标时联邦政府的外交政策逐步完成了两个转向：第一，对“克制”和“自我限制”的认可并将其灵活运用；第二，降低民族主义作为实现民族利益的推进剂作用，并由此而采取一种合作优先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⑧。基于现实政治，特别是基于德法间有较强的依存关系的考虑，阿登纳政府对外政策的导向首先是西方一体化，重点之一是建立紧密的德法关系，它可以被视为合作优先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的最初尝试。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德法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逐一解决，双方开始努力缓和关系进而实现和解与合作。
    德法和解并非始于二战之后，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推行与西方战胜国的谅解政策(Verstndigungspolitik)⑨的原则下，魏玛政府外交部长施特莱斯曼曾致力于与法国的和解，其背景与联邦德国50年代开启的和解政策(Vershnungspolitik，Ausshnungspolitik)有某些相同之处，其中消除邻国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两者又有很大的不同。施特莱斯曼和法国外长白里安推动的德法和解主要立足于两国及欧洲的现实利益和现实政治，而阿登纳和戴高乐在努力密切德法关系时，双方已具有很多的共同利益⑩，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现实政治考虑的背后包含着两国领导人强烈的西欧国家和平共处及合作发展的意愿。1950至1960年代巴黎-波恩轴心之所以能够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是因为阿登纳在其执政时期将与当年的战争对手的和解视为最重要的外交及欧洲政策任务之一，是他实现西方一体化的出发点。(11)
    另一个与魏玛时期的重要不同之处是，二战后包括罗伯特·舒曼、皮埃尔-亨利·皮杜尔、让·莫内在内的一批法国领导人和政治家，对缓和与德国的关系，实现和解合作，都予以积极的支持，这些人在二战期间都是法国抵抗运动成员或参与过抵抗运动，他们这种超越敌对意识的动力来自他们的欧洲观念。(12)因此，德法两国在共同政治价值观及欧洲理念的基础上能够彻底摒弃敌对立场，它是双方实现和解与合作目标的政治前提。尽管两国领导人的做法在德国内部，特别是在执政党内部引起担忧甚至严重的意见分歧，各方对1963年1月签订的《爱丽舍条约》也有不同的反应和评价(13)，但阿登纳和戴高乐在就签订条约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对德法和解作出了明确表达，它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爱丽舍条约》签订后德法关系的发展仍有不少波折，和解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因此该条约只能被视为两国政治和解的开端。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推动下，双方的关系到60年代末进入到全面和解的阶段，而70年代中期德法在欧洲货币体系建设及欧洲议会直接选举等欧洲政策方面进行的紧密合作，赋予了《爱丽舍条约》欧洲和解的新的意义。
    从联邦德国成立初期阿登纳的对法及欧洲政策可以看出，解决历史问题，消除邻国对安全的担忧并获得它们的信任，是德国实现其现实政治目标的一条基本途径，在此过程中和解政策成为了一种积极的、必要的外交政策手段，它同样反映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德国与波兰和以色列的关系中。